杨先武:钱理群先生遭受批判之真相

几年前笔者就曾想撰写此文,却因顾虑重重而放弃。一则似有“傍名人”之嫌,二则因为涉及一些“敏感问题”。但自从钱理群先生宣布“告别教育”后,便觉得应该就此事写点东西。好在现在言说的环境已比较宽松,故决定将这段难以忘怀的往事诉诸文字。

  事情还得从上世纪末那场语文教育大讨论谈起。

  1997年11月,《北京文学》推出的一组批评语文教育的文章,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媒体就语文教育的问题展开讨论,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或接受采访,或撰文评说,发表了许多切中肯綮的见解。这次讨论涉及语文教育的方方面面,如批评语文教材政治色彩浓厚并存在极左倾向、教学方法刻板僵化、标准化测试中的荒唐等,尤为严重的是“工具性”一统天下而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圈外人士的批评虽在某些方面显得偏激,但大都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可以说,这是建国以来对语文教育最广泛、最深刻的一次大讨论。

  历时近两年的语文教育大讨论虽然一开始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但这场讨论却未能在语文界尤其是广大语文教师中产生应有的震动,始终呈现圈外热、圈内冷的态势。这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其实也不足为怪。长期以来,语文教师被禁锢在教材、教参和试卷的包围圈中,有些人很少阅读课本之外的书籍,甚至不看报纸,而与语文这门学科关系密切的文学刊物,问津者更是少得可怜。自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由文学刊物发起的这场讨论也便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积极参与了。笔者所接触的语文教师中,有人甚至连一篇涉及大讨论的文章也未看过。语文教育的“与世隔绝”由此可见一斑。

  与工作在第一线的语文教师大多对这场讨论持冷漠态度相反,某些中语界的权威人士却显得十分敏感。这种敏感不是表现在积极听取批评意见,认真研究改进措施上;而是以各种方式抵制批评。他们或在文章中对语文教材存在的问题加以辩解,以证明现行教材编排的合理性;或在座谈中大赞特赞语文教育取得的成绩,指责批评者对语文学科“不了解”、“不尊重”。而这种指责在《提倡科学态度,反对危言耸听》一文(载《光明日报》1998年4月29日第6版)中进一步升级。单从标题便可看出,这篇文章是冲着大讨论而来的。但不知为什么,文中既未举出任何“危言耸听”的实例,也未就此展开议论。也许是不便明说,也许只是为了给参与讨论的人一个反击的信号。

  如果说《提倡科学态度,反对危言耸听》对语文教育大讨论的反击还显得遮遮掩掩,那么,某语文刊物发表的《庆祝创刊20周年座谈会纪要》则是公开对这场讨论挥舞大棒。在《纪要》中,语文界的“大佬”们终于按捺不住心中郁积的怒火,愤然指责道:“他们是借语文教学来谈别的,因此,不能把它简单看成是语文教学的讨论,而是整个文化战线上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发展下去,不知道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什么样子,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掘墓人呢?”“现在搞得这么乱七八糟,要敢顶风。”一位著名特级教师更是义愤填膺地发出声讨:“实际上这一年来的大讨论是别有目的别有用心的。”看来头,他们似乎从大讨论中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开始“秋后算账”。

  既是“别有用心”,就要予以揭露,并拿出真凭实据。但《纪要》并未举出大讨论是“别有用心”的任何“罪证”,倒是那位著名特级教师对此作了一番推断:“这些人扎扎实实地作宣传工作,为什么呢?是‘破字当头,立在其外’,实际上另有所图,比如想谋个一官半职的可能也有,想要实现某种利益的也有,想要出气的也有,另外想什么我们就不好说了,我们不好瞎说人家是什么意图,不好揣测。”但这段话的逻辑混乱实在太明显了,既然“不好揣测”,又怎么知道别人“想谋个一官半职”、“想要实现某种利益”、“想要出气”呢?既然只是“可能”,且“不好瞎说”,又怎么判定是“别有用心”呢?对这种做法,其实人们并不陌生,因为参与讨论的许多同志在“反右”和“文革”中就曾挨过这样的闷棍。

  随着大讨论的降温,反击的飓风也愈刮愈猛。2000年2月,另一家语文刊物刊发了中语界一位权威人物的重要文章——《“毫无自私自利之心”赞——与钱理群教授商榷》,将反击的矛头指向了个人。这篇文章脱离钱理群教授就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一文发表看法的谈话背景,抓住片言只语大张挞伐。在作者看来,钱教授的言论岂只是荒谬,简直是对毛泽东的诬蔑和诽谤,是对伟大领袖放出的“恶毒的一箭”。显然,这不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批评,而是对不同观点的“上纲上线”。

  在这篇文章之后,中语界的某些人又以“江乐山”的笔名,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坚持教育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中的谬论》的长篇评论,对“钱理群等人”进行公开批判。文章给《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编者和书中的作者扣上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大帽子。如:“《审视》中的上述言论,不但是对新中国语文教育及整个教育事业的否定,而且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一切历史性成就的否定,是对亿万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感情的践踏。” “他们公开反对党成立以来领导人民大众英勇奋斗的革命历史和价值追求。” “某些人借讨论教育改革之名散布严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言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是对教育改革和教材建设的干扰,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在这篇长文中,作者再次提到钱理群教授对《纪念白求恩》所发表的看法,并把这种看法说成是“对于《纪念白求恩》的‘控诉’和‘批判’”。这样一来,“钱理群等人”在语文教育大讨论中的言论便成了用心险恶的反动言论,一场学术之争也由此被转化成了政治斗争。没过多久,这篇长文又出现在《求是》杂志上,这更让人为“钱理群等人”捏一把汗。钱教授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曾谈到,语文教育界的一些权威“在全国范圈内批了我整整半年”。(见《南方周末》2012年9月13日头版《钱理群“告别教育”》)这番话并非夸大其词。

  我认为,中语界某些人的这种假批判之名,行整人之实的做法,是对学术精神的亵渎。尽管语文教育大讨论中出现了一些偏激的言辞(如“祸国殃民”、“误尽苍生”等),但它的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觉得有责任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对中语界的这种错误倾向予以抨击,于是写下了一篇“胳膊往外拐”的文章——《为钱理群教授一辩》。我在文章中反驳了那位中语界的权威对钱教授的指斥,并对《纪念白求恩》中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一名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此文起初投寄到刊登那篇批判钱教授的文章的刊物,却如石沉大海,后改寄另一家语文杂志,很快便发表了(标题被改为《一点商榷》),不久又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两年后,当我送儿子赴京上大学时,有幸与清华大学附中特级教师韩军相见。我们就很多问题交流了看法,并谈到了我那篇为钱教授“打抱不平”的文章。从韩军口中得知,钱教授已读到我的文章,而且是由他复印后亲自送到钱教授手中的。听说我很想拜访钱教授,韩军当晚便通过电话和钱教授取得了联系,钱教授十分爽快地答应第二天上午在家中见我。

  次日,我和上大学的儿子一道,乘坐一位朋友开的私家车,按照钱教授在电话中告知的路线,来到了北京郊外一个环境优美的住宅小区——枫丹小区,找到了钱教授的住处。钱教授走出门来,笑盈盈地握住我的手,冒出一句令我惊讶的话来:“杨老师,感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对我的支持!”说着便把我引进宽敞的客厅。我接过钱夫人递来的热茶,坐在沙发上,带着不解之惑细听钱教授侃侃而谈。我从他的谈话中了解到语文教育大讨论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我未曾想到,以钱教授这样的声望和地位,竟然在大讨论中不仅遭到某些人的攻击,且因为惊动了上层而险受严厉的政治惩罚。钱教授对此却显得十分坦然,倒是担心我会因卷入这场争论而受到打击。他的平易和亲切立时使我的拘谨烟消云散。

  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已经启动的课程改革。作为语文新课标的顾问,钱教授十分关心一线教师的看法。我对他谈到中语界在实施新课标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思想障碍,谈到许多教师面对全新的理念而产生的困惑,谈到新课标在实际操作中的诸多困难。钱教授深刻地阐述了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并对语文新课标的许多新观念表示认同,同时也感到它还不太成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他对课程改革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表示担忧,认为有些人由于片面理解课改理念,把传统教育中合理的东西也给抛掉了,而对新课标倡导的新方法在认识上却很肤浅,导致形式主义泛滥。因此,他不主张以过快的速度推进新课改,更反对急功近利的做法。他还谈到新课改在语文界会遇到很大的阻力。现在看来,他的许多观点是具有前瞻性的。

  这次拜访,使我对钱先生有了近距离的了解,深感他是一个襟怀坦荡的人,也尤为真切地感受到一个著名学者对中学语文教育和中国教育所倾注的满腔热忱。而语文界某些人的攻讦并未将钱先生打倒,这是因为那些“罪名”根本不能成立,也说明时代在进步。

  每当忆起这段往事,我就深感上世纪末那场语文教育大讨论意义之深远。它所抨击的“人文精神的失落”不单表现在语文教学上,而且突出地暴露在语文教育工作者身上。从钱先生遭受打击(一度被“禁言”)不难看出,曾盛行于“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潮对语文界乃至知识界造成的影响是多么严重。如同“文革”过后鲜见愧疚者一样,大讨论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至今未能引起语文界的反思(有人仍然对大讨论和“钱理群等人”耿耿于怀)。语文作为基础教育中最重要的人文学科,与学生的精神世界关系最为密切,对语文教材的人文价值和语文教师的人文素养都提出了比其他学科更高的要求。但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语文教材人文含量之不足仍未得到明显的改变,语文教师(包括语文界的高层人士)人文底蕴之不足而导致精神“缺钙”更是不争的事实,教师“跪着教书”(王栋生语)、学生“跪着读书”的现象十分普遍。这样的教育,不可能使学生具有健全的人格,也不可能使学生掌握真正有用的知识和技能。

        对于语文教育工作者来说,如果不在努力提高专业水平的同时,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即进行精神“补钙”,如果在教学中只关注语言文字运用的技巧,而不能站在应有的思想认识高度去进行必要的人文渗透(这种“人文”是指真正意义上的人文,而不是我们在一些课堂上见到的那种“冒牌”的人文),焉能承担起语文这门学科不可推卸的“立人”之重任?尤其是在应试教育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教师与学生的人格均受到严重的扭曲,语文教育何谈以人为本?又遑论重视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并以准确的拿捏去张扬人文?而当前语文界正在涌动的一股“回归工具性”的浪潮,更说明课程改革正面临强大的阻力。因此,我们不难理解钱理群先生的抗争屡屡受挫以及他对语文教育乃至中国教育的失望之情,并不能不为钱先生“告别教育”的无奈之举感到深深的遗憾。

黄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黄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编者按:年关将至,在外漂泊、打拼的朋友们又纷纷踏上了回家的旅途。当代文化研究网今天推送的文章,便是黄灯老师在这几年返乡之后有感而发,写下的《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这篇文章从湖北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的内部深挖开去,有如纪录片一般,将家中三代人近十年来的命运变迁展现在我们眼前。在作者的叙述中,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留守儿童、城乡二元结构等等,并不全然是学界平日里辩论的大词,也不是新闻记者笔下夺人眼球的故事。以农民儿媳的视角,观察一个普通家庭如何与残酷现实短兵相接,思索其家族命运变迁背后的偶然因素与深层原因,在困境之下继续追问“回馈乡村何以可能”……这种种努力,是黄灯老师这篇文章弥足珍贵之处。面对愈发严峻的社会现实,当“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几乎成为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深的无奈,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唤起我们更深的思考。

  一、现实所有的触角都伸向了这个家庭 

  写不写这些文字,纠结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进入我的视线,是在结婚以后。这么多年,日子对他们而言是严酷、结实的生存,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和选择,我作为一个介入者,总认为文字是对其生存的冒犯。但正因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介入者,并已内化为家庭中的一员,我再怎么冷静,也无法还原到一种完全旁观的心态。多年来,我们共同面对、处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琐事,这些真实的处境,和知识界、学术界谈论的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医疗、农民的前景有密切关联。本文中,我愿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复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过年回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嫂子个子矮小,皮肤黝黑,长相粗陋。我暗自问当时的男友,“哥哥尽管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发现,这种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的贫苦家庭而言(更何况哥哥还有家族遗传病,后来才得知,父亲、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认识她十年来,发现她几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谈起家里的事。嫂子性格开朗,简单没有心机,和我一见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几岁,因此,第一次去给村里老人拜年时,很自然,我们竟然手拉着手。

  当时,婆婆身体还不错,大约75岁,小侄子14岁,小侄女12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干活让人放心,自然,乡里乡亲也能通过姐夫顺利拿到工钱,互相之间都很信任。后来才得知,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他甚至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在孝感市内买了土地,盖起了四层高的楼房。现在回忆起来,这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像以前那样给与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依然喂鸡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孩子念书、村里人情往来、家人生病等必要开销),一直呆在北京工地,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只不过,相比当下很多孤苦的儿童,因为能够得到祖母的爱,孩子倒也没有留下太多心理阴影。

  情况到2008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哥哥、嫂子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头到年尾的拮据状态让他们颇为失望,加上婆婆、公公年龄已大,已无法照顾好进入叛逆期的孙辈,这样,嫂子就决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嫂子在家种种菜,喂喂鸡,养养猪,我们按时给家人寄生活费,一家人无病无灾,日子倒也过得去。这样,哥哥、嫂子同时在外打工的局面,就变成了哥哥一人外出打工的状态。哥哥身体并不好,并不适合外出在建筑工地干很重的体力活,但待在家里,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来源,而孩子逐渐长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终的具体压力一件件摆在眼前。房子尽管98年在丈夫的资助下已经建起,但二楼几乎是一个空架子,没有任何装修,以致过年过节回去,都没有办法安置亲人过夜。但不管怎样,毕竟一家人还能过一种平平安安的日子,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日子总是在走向好的一天。哥哥每次得知我们寒暑假要带儿子回去,总是提前从工地回来,杀鸡、宰鸭,用摩托车带儿子去镇上集市赶集,给儿子买各种夸张而廉价的玩具,公公、婆婆也极为开心,嫁出去的大姐、小妹,还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会回来相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亲人相聚的温馨,只有四姐一家,因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几乎很少回去。但这种平常、安稳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就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问题。由于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付款,大量的工程欠款无法到位,直接摧毁了姐夫多年累积的家底,不但导致哥哥、嫂子跟随他们打工多年的工资不翼而飞(这笔钱几乎是他们整个家底,有将近十万块的劳务费,哥哥、嫂子一直指望这笔钱给儿子娶媳妇),而且因为拖欠工人工资,欠下大量无法逃避的债务,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找我们借钱。大约2009年临近春节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紧急电话,说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逼他必须在当天还钱,求我们帮他解燃眉之急。姐夫在我印象中,一直经济算是宽裕,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鲜,很有农村成功人士的派头。几年以来,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们开口,但当时我确实不愿借钱,一则,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闲钱等着帮助他们,而买房欠下的首付还等着年底归还,当时我们的经济状态几乎处于最紧张的阶段;二则,也因为他们拖欠了哥哥、嫂子将近十万块钱的血汗钱,对他们心生嫌隙,总感觉他们没有保障亲人最基本的利益。我向丈夫讲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没有吭声,四姐被逼无奈,再次向我们打电话求助,面对危急情况,她也没有任何办法,事情明摆着,我们已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选择,只得厚着脸皮找一个经济条件尚可的朋友借钱。尽管四姐当时承诺几个月以后还钱,但我知道,还不还钱不是她的主观愿望说了算,从借出那笔钱开始,我们就没有期待有还钱的那天。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几年,四姐一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她甚至几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经跟随姐夫打工的乡亲讨要工钱(我后来才意识到四姐一家命运的转变,对我们此后几年经济状况的直接影响,因为他无法归还哥哥、嫂子的工钱,哥哥嫂子再也没有别的储蓄,随着儿子、女儿长大,他们结婚、成家的大事,通过婆婆的叮嘱,就责无旁贷落到我们身上)。2015年,我在北京访学,曾经和丈夫去看过四姐一家。他们居住在北京一个极其混乱的城中村里,村子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两间逼仄的平房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的尽头,为躲避别人逼债,几年来他们和外界断绝任何联系,四姐夫更是几年都不敢回家,作为独子甚至无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开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厅洗碗、两个女儿当导游来支付。想到九十年代,四姐一家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人的日子红红火火,没想到现在最需要经济支撑时,却因为政府拖欠工程款,不得不躲在一个隐匿的角落生活。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击,则是妹妹的出家。在整个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让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着湖北姑娘的泼辣能干,初中念完后,去武汉打工,在工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本厂一正式工并结婚。两人发展不错,因为结婚早,在房价还不到一千时,就买了很大的房子,女儿也聪明可爱,妹夫后来还当了副厂长。事实上,多年来,除了丈夫,妹妹同样承担了照顾家庭的很多重任。侄子、侄女、婆婆、公公的衣服、日常用品,几乎全都是她从武汉带回,哥哥、嫂子在武汉打工的几年,住房问题也是她帮忙解决。但最近几年,妹妹信佛,开始吃素,2012年暑假,她带外甥女去广州玩,也时常和我们宣传吃素的好处。仅仅一年后,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妹妹已经出家,并且决断离婚,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门。尽管从信仰的角度,完全能理解她的个人选择,但事实上,当这种事情落到身边家人身上时,还是无法接受。妹妹和我同一年出生,正处于人生和家庭压力最大阶段,妹夫工作繁忙,外甥女刚上高一,她婆婆年事已高,自己的父母也是八十高龄老人。妹妹突然做出出家的决定,让全家人如坠冰窖。丈夫为了说服她还俗,连夜请假从广州感到武汉,又从武汉赶往庵里,但终究不为所动,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礼上见上妹妹一面。直到现在,那个热爱世俗生活的妹妹为何突然放弃红尘,始终是萦绕在亲人心中的不解之谜(我只是偶尔听起妹妹讲起她丈夫家复杂的情况,讲起公公对她的冷暴力,讲起懦弱胆小的婆婆对她的依赖,无助时总是抱着她哭),但既然她作出了决绝的选择,家人也没有任何办法。妹妹一走,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内向的性格变得更为孤僻,仅仅念到高一,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就草草休学。想起2006年春节一家人的团聚,外甥女在田野采地菜时,跟随其他的表哥表姐在田野疯跑,红色的蝴蝶结在脑后摇曳生姿,一副活蹦乱跳的模样,那时,她是所有孩子中唯一在大城市出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没想到七年以后,因为妈妈执意出家的决定,竟然变成最可怜的孩子。除此以外,伤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为女儿出家一事,怎么也想不明白,家里只要有人来,就开始念叨,原本硬朗的身体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风后,一直卧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见到小女儿一面。公公(继父)更是变得木讷,妹妹是他唯一的亲生女儿,女儿的出家也让他彻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终日在村子里漫无目的的荡来荡去,脸上很难看到往日发自内心的欢颜。

  四姐夫的破产,小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两个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到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经济基础就相当脆弱,在五六年的劳务费泡汤后,更是毫无根基。自此以后,全家兄妹再也没有像2006年春节那样,有过真正的欢聚。以前还有妹妹帮着分担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们就不得不承担更多。

  除此以外,隐匿于家庭暗处的悲伤随处可见,我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总能听到一些让人压抑的事情。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县一女孩网恋闪电结婚,哥哥嫂子极为高兴。但女孩嫁过来后,总是和嫂子闹别扭,性格也极其怪癖,后来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极为不幸。听说她妈妈在生下她后,被乡政府捉去结扎,一回来,就变疯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照顾孩子,而且还暴力打人,总是将身穿衣服撕破,没有办法,家人只得将她关在一间房子里,谁都知道这种惨剧和结扎有关,但没有任何人有力量去申诉惨剧的真相,而是任由命运的安排以最残忍的方式作用到一个普通的农家。我曾经问过侄媳妇,“有没有到乡政府反映情况?”她一脸的茫然,并未意识到一次失责的结扎手术对她的生活到底产生了多深伤害。只说小时候从来就没有人抱,都是在房中爬大的。我一直念叨向她打听更多情况,看能否帮他们维权,没想到前一向得知,她妈妈在疯病中已经去世,年仅四十多岁。

  平心而论,哥哥、嫂子一家都是最普通的农民,也是最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望,也从来没有想到通过别的途径去获取额外资本。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本本分分劳动,过一点安生日子。而在农村,像哥哥一家的情况非常普遍,守在乡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外出打工,有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回,但全家的基本开销,诸如孩子的念书、成家、房子的修缮和更新,老人的生病、善后,一样都不能少。尽管农村免除了农业税,近几年也推行了合作医疗,但和水涨船高的支出比较起来,实在是杯水车薪。可以说,中国无数的财富、希望没有多少途径流向他们,但社会不良的触角,诸如政府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机所导致的价值观混乱、基层执行计划生育的粗暴和失责,却总是要伸向这个普通的农家,种种无声的悲剧最后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存,唯有认命,才能平复内心的波澜和伤痕。

  二、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运 

  2015年7月13日,卧床将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岁的艰难人生。

  在忙乱、悲伤、空落中给婆婆办好丧事,我突然感到维系整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尽管和婆婆在一起居住的日子并不多,但她的慈祥、宽厚还是让我感到一个老人的亲切和温暖,丝毫没有婆媳相处的尴尬和芥蒂(我对她感情认同更像自己外婆)。每次回家,她都极为开心,对于年幼的孙子尤其喜爱,孩子刚出生,她便买了很多糖果招待村里乡亲,并且总是将我们定期寄回的照片分给村里老人看。婆婆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当官,最好当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家中拥有当官的子女,更能改变家族的命运,儿子、媳妇空戴两顶博士帽子,甚至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赚钱的包工头,更能解决家庭其他成员的实际难处。老人卑微的心愿更让我感受到她一生当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还有望不到边、无穷无尽生存的折磨和厄运。我知道,像丈夫这种家庭出生,通过念书得以改变命运,最后在城里找到一个安居之所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身后因为共同的家庭负重和压力,从精神面目、阶层气质上甚至具有某种共同特征,以致在各类社交群中,被城里或者家境优于配偶的女人冠以一个“凤凰男”的群体标签,并作为轻易不能下嫁的目标进行讨伐。我丝毫不否认作为个体的选择,与这种男人的结合意味着要面对更多,但这种来自社会单一舆论的道德优势,还是使我感受到掩盖在这个标签背后所蕴含的歧视、无奈和漠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势,怎样通过代际传递一直作用到婚恋层面,从而导致不可排解的天然矛盾。可以说,尽管农村出生的读书人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改变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还依存各种血肉关联,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逃出泥坑的幸运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坚守者又怎么可能有更好命运?

  事实就是如此,冷静下来想想,哥哥一家确实看不到太好前景。

  首先是代际的贫穷已经开始轮回。在体力最好的时候,哥哥、嫂子当年丢下孩子外出打工,现在侄子、侄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也不可避免要重复父辈的命运,踏上下一轮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当年公公、婆婆一样,要承担起照看孙子的重任。2013年年底侄子结婚以后,为偿还债务,过完年就离开新婚妻子,随村里去外省打工的队伍,成为泥水匠中的一员。运气好时,一年能够攒下一万多元,运气不好,或者多换几个工地,可能就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毕竟和父辈比较起来,侄子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严苛节约,二十出头的年龄,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他迷恋各类智能手机,或者一些时尚的行头,光是这一笔开销,就足够家里开支半年。他也曾经考虑在附近的镇上找个事做,或者开个店,但不是没有成本,就是没有过硬技术,始终难以做成。客观而言,农村自身的生产已经难以形成良性循环,更多时候,获取基本的家庭开销,还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结构为代价。这样,结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儿童,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轮回。对哥哥而言,新的挑战在于,他老了以后,甚至会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毕竟他的子女,没有一人通过读书得以改变命运,而他在半生的劳作中,也仅仅只是维持了一种最简单的生存,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半点养老的资本,贫穷和贫穷的传递,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宿命。

  其次是留守儿童的后果开始显现。侄子、侄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侄女通过网恋,十九岁那年就结婚,二十岁就生了孩子,丈夫是一个比他还小一岁的本乡男孩。尽管已身为母亲,但侄女根本就没有身为人母的心理准备,更感受不到母亲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怀孕期间,依旧维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猛吃方便面和饮料,手机更是二十四小时不离身,床头柜前堆满了方便面盒子和饮料瓶。孩子生下来后,甚至连棉纱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儿买。我暑假看到她带着一岁不到的女儿,大热天里,就让她光着大半个身子,一身的泥巴和脏污也不管,我告诉她应该给孩子备用一点棉纱尿布,她开始一脸茫然,随后便很开心地告诉我,她让女儿几个月就开始吃冰棒,拉了几天肚子后,现在不管吃什么都没关系,但事实上,她女儿一直不明原因的高烧不退。和城里刚做母亲女性的谨慎、细致比较起来,侄女的无知、粗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她原本就是一个孩子,一个二十岁就做了母亲的孩子,爱玩的天性和母亲沉重的责任放在她身上,显得尴尬而又刺眼。我叫她买两本书看看,或者上网时,顺便看看育儿专栏的内容,她青春勃发的脸庞再一次转向我,“我明年就出去了,带伢是奶奶的事情”。侄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妻子因为自小没有母亲的滋养和教导,也不懂得怎样对待孩子,孩子一哭闹,她就将几个月大的孩子丢在床上,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大喊大叫,很难有平和情绪,更不要说一个理智妈妈应该具有的淡定。加上侄子终年在外打工,她整天和嫂子相处,两人总难免因为家庭琐事磕磕碰碰,因此,也难以有好的心态对待刚出生的孩子。

  不得不承认,和哥哥一代被逼外出的心态不同,侄子、侄女外出打工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相对贫穷固然是其选择外出的理由,但对于年轻而又过早当妈妈的女孩而言,很多时候,外出打工是她们逃避养育孩子的最好借口。在她们的思路和情感发育中,养育孩子的繁琐让她们苦不堪言,而过早外出对另一个孩子的伤害,根本就没有进入她们的视线。留守儿童缺爱的童年,让他们从小难以获得爱的能力,当他们长大到做父母时,这种爱的缺失,并不会随身份的改变,有如神助一般的得以弥补,爱的荒芜的代际传递,才是真正让人担忧之处。对比城市正常家庭孩子获得的关爱和良好教育,不可否认,另一种看不见的差距,已经将城乡差距的鸿沟越拉越深。但另一方面,因为多年在外的打工经历,侄子、侄女一辈的价值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植入当下的消费理念。不论是穿衣打扮、结婚置业、还是日常起居,其风向标已经和城市孩子没有差异。侄子尽管婚前没有赚到过什么钱,但换智能手机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其妻子网恋而成,让哥哥、嫂子安慰)。结婚典礼,甚至还请了乐队、车队,更不要说农村流行的三大件金饰(项链、耳环、手圈)。其所营造的气氛,和城里任何一个高档酒楼举办的婚礼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唯一的不同就是婚礼的背景是在一个并不富有的农家。面对如此的场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余地,婚礼的排场,婚礼给女孩的彩礼和装备,在他们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几乎就是仅有的一次出彩机会。而为此背下的债务,顺理成章成为一个新家庭的沉重起点。

  再次是传统乡村结构已经失去内在坚韧扭结,经济的脆弱加速了乡风乡俗的凋零。以养老为例,尽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一直是农民最为坚定的信念,但这一朴实愿望,在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受到了极大挑战。贺雪峰团队曾提到湖北农村老人自杀的现象非常严重,“笔者所在研究中心调研表明,两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自杀率极高的地区,尤其是老年人自杀率,已经远远高于正常自杀水平。”(《试论农村自杀的类型与逻辑》,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16期》)。陈柏峰在《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一事实,“老年人高自杀率、高自杀比重、以及自杀率、自杀比重的高速增长,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事实的残酷性令人震惊。”(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若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几乎很难相信这么残酷的情况如此普遍。在婆婆生重病期间,不时有村里乡亲过来看望聊天,总是提到,农村老人得了病,总是拖着,能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很少(嫂子因为每天细心护理婆婆,及时帮她翻身、换药,得到了村里人一致好评,成为全村媳妇的典范),如果得了绝症,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愿拖累子女,很多都会选择自行了断,有些儿女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长期的折磨,也会选择逐渐减少给没有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后活活饿死。以写作底层文学著称的作家陈应松,在其小说《母亲》中,以冷静、严苛的目光直视这种生存的真相,对此作了入目三分的叙述,我在阅读这部作品时,眼前总是浮现那些老人的身影,感受到他们面临生命终点之时的坦然和冷静。生命在他们眼中,并不具有特别珍贵的意义,活着,是卑微而麻木地活着,能够感受到的幸福纯粹来自生命本能和惯性,死去,也是理所当然的死去,在一个日渐寂寥而没落的村庄,这种无声的悲剧并不会引发人们心中的太多波澜。悲苦农民与生俱来的天聋地哑的悲剧命运,从来就难以从根本、整体上得到任何改变,多年经济发展的光鲜,除了让他们吃饱饭,并没有让其享受到和国家整体实力相当的体面和尊严。大城市的光鲜、城市有钱人的奢靡、成功人士的高大上生活,和同一片国土上的农村悲惨的处境无法产生太多关联。

  最后,农村面临资本的侵蚀,虎视眈眈的社会游资通过官商勾结,已经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尽管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但在实际情况中,农村的土地已通过资本的运作被兼并。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带,风景算不上太好,几个并不太高的小土包,村里一条小河蜿蜒流过,为全村的农田提供基本灌溉。但近两年,不知哪里来的人,将村子里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块,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到私挖的池塘里面,模仿经济发达地区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个村庄根本就不搭调的亭台楼榭和供城里人享乐的房子。事实上,因为周边旅游资源欠缺,并未有多少游客带动村庄经济,倒是因为河流的改道,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农田的供水,农田被占,最后到底会导致什么后果,现在根本无法预料,而村民对此也漠不关心。对侄子、侄女一辈的孩子而言,反正种田已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出路,农田被装扮成度假区的模样,反而能给他们一份心理幻觉。

  若不是和丈夫结婚,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亲身经历各类无法逃脱的日常琐事,亲眼目睹各种让人无语的真相,旁观者几乎很难体验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具体的生存和抗争中,到底要面临多少先天的劣势,他们的实际生活,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势到底要断裂到何种程度。种种真实的痛楚总是让我追问:造成这个家庭天聋地哑的困境,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个环节?回馈乡村,又何以可能?

  三、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论,尽管进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绝望。但每次回乡,哥哥、嫂子的精神状态还是让人放心、安慰。尽管手头总是缺钱,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遗传病,但他们精神比我们要愉快很多,哥哥从不失眠,嫂子也从不唉声叹气。哪怕在婆婆卧床最艰难的阶段,嫂子还是毫无愠色的去干该干的一切,家里丝毫没有危重病人的压抑、郁闷。他们越是活得坦然而毫无欲望,越是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毫无感知,越是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残酷,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而如何回馈家庭,对跳出龙门的家庭成员而言,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

  冷静下来想想,关于对乡村的回馈,哪怕在国家经济实力如此强大的今天,在农村的家庭模式中,自古至今,其实一直停留在家庭之间的互助。我父母辈如此,到我这一辈还是如此,这一点,我的感受实在是刻骨铭心。我想起我的父母,半生以来,仅仅因为爸爸是一乡村教师,有一份公职,妈妈因为能干,家境比别人稍稍好点,就不得不接受无止境的帮助亲人的重任,几十年中,几乎有大半的精力都用来对付亲人的求助。妈妈一辈子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就是“帮忙的没一个,麻烦的一大堆”,简单的一句,实在是她几十年来面对两边穷亲戚所发出的真实感慨。我童年的整个印象,不是爸爸的同母异父哥哥坐在家里不动,不拿到钱绝不出门的身影,就是妻子早逝的叔叔一有事情就来找爸爸的理所当然,要不就是多病的小舅舅腼腆但又坚决的求助,更有同父异母的姑姑过一段时间就会定期来娘家诉苦。这些亲人善良、淳朴、也有温情(姑姑临死前,知道爸爸去看他,都挣扎着要去抓她养的母鸡,让他带回去给小孩吃),并非要故意麻烦亲人,占到多少便宜,实在是生活在农村的悲苦命运,让他们一碰到麻烦几乎就找不到任何出路,向家里情况好点的兄妹求救,就成为唯一的路径。父辈的命运如此,几十年后,尽管改革开放的大旗已经招展几十年,国家的财富已获得巨额增长,亲人中间也不存在温饱问题的成员,但随着新的困窘的出现,我和丈夫所面临的情况和父母并无二致。

  摩罗在《我是农民的儿子》一文中,曾经感叹,“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我作为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媳,身处其中,实在能体会到这种痛楚中的无奈。丈夫和任何一个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一样,在城市的生活从来就不以追求享受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开销,在他看来都是一种负罪,与生俱来的家庭阴影深深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多少交际,更谈不上特别嗜好,唯一的兴趣就是看书,过着一种在别人看来寡淡无味的简单生活。他性格沉默,不爱多言,他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过去家庭所施加给他的痛苦和压抑的深重,他像一条运气很好的鱼,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游出了这个令人绝望的家庭,但这种逃脱的幸运并不能给他带来发自内心的快乐,他所出生的原生家庭就像一个长长的阴影,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总是无法让他对有着共同成长记忆的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尽管自身背负房奴、孩奴的压力,他从来就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实上也是留守家园的兄妹照顾更多。因此,家里任何人经济上求助于他,除了默默接受,从来就没有任何回绝的念头。结婚多年以来,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中,我也时时为丈夫背后的庞大家庭,感到沉重压力,有时甚至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感,但相比经济的困窘,更让人难受的还是情感折磨。我难以回避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连我们都不去管他,连他最亲的人对他所遭受的痛苦都能视而不见,那还有谁会对哥哥、嫂子一家伸出援手?可是,逃出乡村在城市立足的人,同样面临各种实实在在的困境。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文中,认真剖析了80后中逃脱农村在城市打拼一代知识精英的深刻困境,对70后一代而言,尽管情况没有如此惨烈,但实际上也仅仅只是抓住了房价刚刚失控之初,及时当上“房奴”的幸运,当中年困境如期来临时,他们所面对的生存、事业压力从来就没有减轻半点。所能给家里的帮助,也无非是从有限的工资中省出一部分开销,如此微薄之力,到底又能在多大程度改变家庭的命运?摩罗11年前提出的问题,“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应急的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果农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平等的政治构架中享受到所谓国民待遇、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谁有那样的能力和良知成为他们的救世主?”(《我是农民的儿子》,载《天涯》2004年第6期)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答案,而且也看不到答案能够兑现的一天。

  我由此想到这样一个群体: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城市,得以改变命运,并拥有相应权力,在现实诱惑下,最终走向贪腐之路。我想到,对他们而言,对一个从小物质匮乏到极致的人,必然在拥有机会以后滋长更为膨胀的欲望,因为他深知一种来自身份差异的残酷真相,有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曾表达这种人物的真实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时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上上层阶层了。”事实就是如此,逃出来的家庭成员,若无法通过个人力量改变家族命运,那么,此生便几乎永无可能。我在村子里,也常常看到一栋栋废弃的房子,一打听,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举家搬往城里,再也不可能回到乡村生活的家庭。我所出生的湖南老家,也有一户仅仅是通过参军得以改变命运的军官,利用各种关系将两边兄妹的子女全部弄出去,甚至27岁初中都未毕业的小舅子都能弄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再通过关系,安排到公安局。与他们相比,我和丈夫实在是为家庭贡献最小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契机和资源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亲人命运,甚至大外甥女大学毕业,连给她找个好工作都帮不上太多忙。正因为意识到权力的重要,婆婆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儿子没有当官,她老人家凭借想象,将博士的头衔兑换为看得见的官职,却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无力帮助亲人的内疚,越发让我感受到农村家庭难以改变命运的结构性困境。在这一点上,摩罗的感慨让我深深共鸣,“在所谓现代化过程之中,农民已经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够在继续现代化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明天的命运只会跟昨天的命运一样严酷。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境遇中,成为卑贱的垫脚石是弱势群体的唯一宿命。”

  既然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无法达到帮助弱势家庭过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变留守乡村哥哥一家的命运,从国家和政府层面而言,最好的途径自然是通过教育。而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乡村的教育资源已经凋零到无法直视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条件极为简陋的乡村中学,连初中都没有办法坚持念完。丈夫曾历数过和他同龄的读书人,在村里上过大学的就不下七八个,但到侄子、侄女辈,和他们同龄的孩子,如果父母不早早将子女送往县城或孝感的初中,连高中都很难考上,就算农村的教育条件能够和城市媲美,留守儿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质的差异,都让他们仅仅在起点就构成了无可挽回的劣势。社会的结构性差距已经在这个家庭兑现,对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他们的孩子而言,通过念书,社会再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如丈夫一般改变命定人生的机会,逃脱乡村、跻身城市的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终将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不从根本上促进一种更为持续的发展,和我们曾经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必将在撕裂的社会较量中,被彻底抛入尘埃中的生存,无从反抗,也毫无声息。

  最后,我想说。尽管对于底层的书写,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铭心的感受,还是让我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孩子、孙子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声机会,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自然也无法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从而也永远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写下的一切,不过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身份,记载我与他们之间偶遇的亲人缘分。

  黄灯(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从事文学及文化研究、批评。)

鄢烈山:感恩教育与精神奴役

鄢烈山:感恩教育与精神奴役

 

我们对传统的感恩教育,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把它变成精神奴役的训练。我们需要培养的是人格的独立和健全,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是不分亲疏远近的博爱精神,不论是对于老师,还是对于父母,抑或其他的陌生人。

  关于感恩,是个很陈旧的话题,20多年来我写过多篇。记得第一篇写的是借英语OWE兼有感激,归功于……”欠债两个义项,说明中外一样,动辄要人家感激就是讨人情债,很讨厌,有教养的人应该尽量避免。第二篇叫《砍头也要谢恩》,说的是专制君主总是要臣民感恩,他将你砍头也要谢主隆恩,不然他可以下令将你凌迟处死呢。我也曾话分两头,从施恩者和受恩者两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即受人恩惠者应当知恩图报以德报德乃至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而施恩者则不能图人回报,凭自己良心行事,就像那个洗衣妇分食于未得志时的韩信,耻于别人来谢恩,过去城隍庙里有对联云有心为善(图名利的作秀),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不过,关于感恩,我现在还是觉得有话要说。因为,至今仍是一个热门话题。这几天媒体在热议,重庆市万州纯阳中学65日高中毕业典礼上,要900多名学生向老师行跪拜礼,感谢老师的教育之恩。校方回应质疑说,同学们行跪拜礼是自发的”,不过学校倡导这种感恩方式,因为学校注重灌输感恩理念,学生每天都要做感恩操。面对舆论的强烈批评,68日重庆市万州区委、区政府对该校提出严肃批评,并责成该区教委全面调查了解事情真相,作出妥善处理,而纯阳中学也发布了《反思书》,称认识到了让学生感恩的方法不对,保证今后不再出现类似事件。

  校方只是承认了要学生集体跪拜的方法不对,但不承认要学生对教师感恩有什么错。而万州区教委强调的是感恩的对象不对。据新华网报道说,教委要求该校加强学校德育工作,首先要教育学生感谢党、感谢祖国、感谢人民,使学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这就发生了好几个问题。第一是感恩的对象。按专制时代、宗法社会的传统,要谢恩的是天地君亲师祖国政府相当于古代的就是学校的教师或传艺的师傅;都在应该感恩之列。万州区教委没有明确反对感恩教师,但加了一个感谢人民,我想是有道理的:如今的教师不过是一种职业,公立学校主要是政府购买其教育服务,其实是纳税人在购买公共服务,党和国家机关也是纳税人养活的,学生归根结底要感谢就应当感谢人民。如果从纳税人养活公职人员的角度看,执政党、国家机关、教师,做得好是应该的,无所谓恩不恩谢不谢;做得不好,应当被批评,应当道歉乃至让贤。

  但是,教育者、服务者与受教育者、被服务者,并非纯粹的服务品买卖关系,不论是党政工作人员、还是教师,都是有情感的人,我们对于别人尽职的服务和额外的服务都应心存感激,因为社会远未达到理想标准,不是说应该怎样别人就会对你怎么样的。这就有第二个问题,感激应当出于被服务者的内心评价和自愿行为,就像给服务员多少小费一样不能强求,而主要不是教育训练的结果,更不是强制性集体行为。今年初,周洋在冬奥会上发表获奖感言,感谢父母受到国家体委官员的批评,说她应该首先感谢国家,周洋得到舆论广泛同情,有人甚至说是国家和体委官员应该感谢周洋为国争了光,为体委官员挣了政绩。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发自内心:如果周洋觉得没有举国体制支持她不可能成功,她首先感谢国家未尝不可;如果她觉得中国运动员都享有国家支持,父母支持对我更重要,先感谢父母也顺理成章。

  62日,莫斯科世乒赛新加坡女队战胜中国女队夺冠,前国家二队队员、现新加坡乒乓球女队运动员冯天薇说,我以身为新加坡人而自豪。显然她是在感谢新加坡这个国家。了解她的经历,我们便知她的感恩发自内心。这个哈尔滨出生的女孩,5岁开始练球,14岁时父亲得了肌肉硬化症去世,16岁就进入了国家乒乓球二队。与一队擦肩而过,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被别人走后门顶掉了;不久,冯天薇诊断出心肌炎,更被开除出国家队,不得不自己出国打球,直到2007年被当时的新加坡主帅刘国栋带到了新加坡,成就今天的辉煌。她不论感谢恩师,感谢国家,还是感谢苦难而坚强的母亲,都能让人感动。

  不论是作为发自内心的个人道德修养,还是为人处世的技术性智慧,中外贤哲都教导我们不要夸耀自己对于别人的恩德和功劳。《尚书·大禹谟》说:“汝惟不矜(夸),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自炫),天下莫与汝争功。《论语·公冶长》颜渊言志曰,愿无伐善,无施(自我表扬)劳(绩)。《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夸耀自己的功德是做人的大忌。

  但是历代统治者总是要大夸特夸主子对臣仆的恩德。皇上总是要别人谢恩,要你念念不忘皇恩浩荡。文化大革命把这一个封建道德训练推向顶峰,每开会必是开始是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结束时唱《东方红》,都是感恩戴德的颂歌。最荒谬的是,河北邢台大地震,震倒民房无数,死伤惨重,却震出了一支颂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此外,专制时代,人身依附关系强烈,特别强调知遇之恩。一方面,在人治社会没有公平竞争机制,伯乐对于千里马的命运确实至关重要;另一方施恩者是笼络人心、结党营私的需要。对这种所谓知遇之恩,明代思想家李贽说得极明白。刘邦打天下时对韩信解衣(给他穿)推食(给他吃),韩信不忘此恩,祸在眉睫也不愿听蒯通之言造反,李贽骂韩信是呆狗,因为刘邦不过诱你作他奴才罢了,这等岂可唤作

  就是父母的养育之恩,封建时代的教育也使之变味了。孔夫子说得透彻,一个人行孝悌了,就鲜有犯上作乱的。所以,曹魏时,孔融要说大不敬的话来反抗以孝治天下,说父母于子女也没有什么恩德可言,为父的造人不过是满足他的情欲,人于母亲怀胎直如物寄放瓶瓮中而已。话说得虽然过分一点,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至于积谷防饥,养儿防老之类俗语,更是赤裸裸地表明了所谓父母之恩,不过是没有社会保障的旧时代的人生的互助方式。

  总而言之,我们对传统的感恩教育,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把它变成精神奴役的训练。我们需要培养的是人格的独立和健全,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是不分亲疏远近的博爱精神,不论是对于老师,还是对于父母,抑或其他的陌生人。

 

王红旗:《红楼梦》的来龙去脉与“虚构”的诸多作者

《红楼梦》的来龙去脉与“虚构”的诸多作者
(甄士隐、石兄、空空道人、冷子兴、东海孔梅溪、贾雨村、警幻仙姑、曹雪芹)
重构
(创建重构智库、生命智力学、人造地形气候学,策划山海经文化产业)
中国文坛在清朝乾隆年间(18世纪中叶)忽然间出现了一部文学巨著《红楼梦》,但是同时代和稍后时代关于该书作者及其成书过程的资料记载却少之又少,以致今天仍然是扑朔迷离。《红楼梦》一书的前身又名《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长期以来,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人似乎都在想当然的认为《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仅仅是《红楼梦》一书的别名。
通常认为,《红楼梦》一书的作者是曹雪芹(约1715-1763年),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生于南京;祖上是清朝内务府正白旗“包衣”(意思是汉族职员),祖父是江宁织造高官曹寅;雍正六年(1728年),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时年约14岁的曹雪芹随家人迁居北京老宅;后移居北京西郊,晚年独子患病早逝,曹雪芹因过度悲伤而辞世。
凡此种种,使笔者对《红楼梦》一书的作者和成书过程产生了种种猜想,灵光一闪之际,忽然意识到《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有可能原本是各自成文的4本书,《红楼梦》乃是曹雪芹(或谓生于1715529日芒种节)在上述4本书的基础上增删、合辑、改写、补写而成的一部全新的文学巨著。
果其不然,那么接下来的一系列问题是——谁是《石头记》的作者?谁是《情僧录》的作者?谁是《风月宝鉴》的作者?谁是《金陵十二钗》的作者?谁是《红楼梦》的作者?回答上述这些问题,笔者希望能够从《红楼梦》一书中寻找到若干线索。
《红楼梦》记述其成书过程的信息,主要集中在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灵通,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的开篇文字里,以及第120回“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楼梦”的结尾文字中。从中可以得知,《红楼梦》是根据《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这4本书的故事内容,合辑、增删、改写、补写而成的。《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红楼梦》涉及到的作者,可能有甄士隐、石兄、空空道人、冷子兴、东海孔梅溪、贾雨村、警幻仙姑、曹雪芹等人。鉴于清朝系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维护其统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屡屡大兴文字狱,受害者的遭遇堪称惨绝人寰。在这种情况下,《红楼梦》一书的真正作者不但要把年代、朝廷等时代背景隐去,也要把作者及其故事主角的真实身份精心隐去,因此书中涉及到的甄士隐、石兄、空空道人、冷子兴、东海孔梅溪、贾雨村、警幻仙姑、曹雪芹等等人物姓名,很有可能全都是虚构的。不过,虽然说《红楼梦》里提及的作者都是虚构的,但是这并不妨碍真正的作者把自己的真实身份信息写到上述虚构人物的身上。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用《红楼梦》版本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印刷版(署名曹雪芹、高鹗著),其依据的底本是“程乙本”(程伟元1792年活字本),参校的版本有“王本”(王希廉1832年评刻本)、“金本”(金玉缘)、“藤本”(藤花榭)、“本衙藏板”(嘉庆、道光年间刻本)、“程甲本”(程伟元1791年活字残本),以及80回的“脂本”(脂砚斋1760年“四阅评过”钞本)、“戚本”(戚蓼生序本)。
 、甄本《石头记》的故事内容及其作者
甄本《石头记》一书的“石头”指的是“石头城”亦即金陵(南京),其书名含义是“石头城的故事”,描写的主要内容是薛蟠与香菱的故事,以及薛蟠妹妹薛宝钗及其家族各色人物的故事。薛蟠的“蟠”暗指“虎据龙蟠”的金陵,“薛宝钗”的“薛”音同“穴”(借指陵)、“钗”意为金,“薛宝钗”亦暗指金陵(石头城)。
《红楼梦》第1回描述青埂峰下的通灵宝玉上“须得再镌刻上几个字”(P2),这实际上是在暗示《红楼梦》的第一个成书阶段是原本《石头记》,其作者可能是甄士隐(真实身份不详),因此笔者称其为甄本《石头记》(亦可称薛本《石头记》),该书记载的大量故事情节在《红楼梦》中已被“真事隐”去。
甄本《石头记》薛蟠与香菱(乳名英莲)的故事,很可能是借鉴了《水浒传》、《金瓶梅》里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其一,西门庆策划害死武大郎得了潘金莲,薛蟠打死冯渊得了英莲。其二,西门庆有三个妻妾,她们是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薛蟠也有三个妻妾,即英莲、夏金桂、宝蟾。其三,薛蟠与西门庆的恶霸举止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其四,《金瓶梅》的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其真实身份至今仍然是个谜;对比之下,甄本《石头记》的作者“甄士隐”谐音“真事隐”,“隐”掉的是与薛蟠家族有关的大量内容,其真实身份至今仍然也是个谜。
《红楼梦》第1回(P4)描述空空道人抄录并阅读了甄本《石头记》的故事,或可表明,空空道人也可能是甄本《石头记》的作者之一。
 、贾本《石头记》的故事内容及其作者
贾本《石头记》一书主线描述的是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故事,此“石头”已变成无才补天的“通灵宝玉”,其作者可能就是石兄或空空道人,其在《红楼梦》里的人物原型以贾宝玉为主。
《红楼梦》第1回开卷称“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故曰‘贾雨村’云云”,似可表明贾本《石头记》一书的作者也涉及到甄士隐、贾雨村(谐音意为“假语村”言,关于贾雨村的真实身份在本文后面再叙)。
 、《情僧录》的故事内容及其作者
《情僧录》一书顾名思义,主要描写的是“情僧”亦即某出家人的情感故事。在《红楼梦》里,出家人一是贾敬(只能算是半个出家人),二是甄士隐,三是柳湘莲,四是惜春,五是贾宝玉,而称得上“情僧”并兼有文采的非贾宝玉莫属。据此可以推知,《情僧录》描述内容的主要是贾宝玉与侄媳妇(秦可卿)、姨家表姐(薛宝钗)、姑家表妹(林黛玉)、远亲表妹(史湘云)、身边丫鬟(袭人、晴雯)、家庙尼姑(妙玉)等女子,以及一二个亲密男友的情感故事。
《红楼梦》第1回(P4)描述空空道人抄录并阅读了甄本《石头记》的故事之后——“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第120回(P1545)描述一僧一道把投胎下世游历一番的通灵宝玉又重新安放在青埂峰下,总结道“天外书传天外事,两番人作一番人”。接着又写道空空道人再次经过青埂峰,又见道通灵宝玉,发现其上比先前有多了许多故事,便又抄录下来——凡此种种均表明,空空道人“改《石头记》为《情僧录》”,实际上是把甄本《石头记》薛蟠的故事与贾本《石头记》贾宝玉的故事合并成为一部新著,亦即所谓的“两番人作一番人”。
由此观之,《情僧录》的作者应该就是空空道人亦即贾宝玉。大约是贾宝玉出家后读到甄本《石头记》并深受启发,遂将自己亲历的故事写成贾本《石头记》;此后又将贾本《石头记》与甄本《石头记》的故事合二而一,重新创作出《情僧录》一书(内容应还涉及到宝玉出家后的遭际),而这样做更有利于把自己的真实身份深深地隐藏起来。
曹雪芹之所以要这样的描述,意在表明《红楼梦》里的“通灵宝玉”故事,乃是从甄本《石头记》里的故事扩展增删而来。因此,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开篇仍然是要从香菱的故事说起,并借题发挥,巧妙地把“石头城的故事”变换成了“无才补天”的“通灵宝玉”故事。
欲把两本书或多本书的故事合成一本书,必须要将两套或多套人物的年龄彼此衔接起来,当然这并不容易做到完全天衣无缝。曹雪芹写《红楼梦》采取的办法一是隐去几乎所有人的属相不提,唯有一处提到秋桐属兔(秋桐原是贾赦房里的丫环,后赏给贾琏作妾)。二是在记述贾宝玉的年龄时,其参照人物乃是甄英莲(香菱),即英莲3岁那一年的夏至,通灵宝玉下世投胎——贾宝玉出生。第1回记述甄士隐“年过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英莲,年方三岁。一日炎夏永昼(即夏至日)···一僧一道···今日这石(即通灵宝玉)正该下世(即投胎,亦即贾宝玉出生)···”(P4-5)。据此可知,贾宝玉比香菱小3岁。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的年龄,也是用香菱来参照的。第3回贾雨村说“听见他(即英莲)自五岁被人拐去”,门子道“这种拐子单拐幼女,养至十二三岁,带至他乡转卖”(P45)。第4回讲的是薛蟠买来作妾的女子正是英莲,那么此时英莲的年龄应在十三四岁,同年薛蟠与母亲(薛姨妈)、妹妹(薛宝钗)来到荣国府大姨(王夫人)家。此前不久,比贾宝玉小一岁的林黛玉已来到荣国府的姥姥(贾母)家(P34)。紧接着第5回讲贾宝玉神游太虚境,第6回讲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此时的贾宝玉应在10-11岁之间。贾宝玉出家时的年龄是19岁,见第120回贾政叹道“岂知宝玉是下凡历劫的,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P1536)。对比之下,薛蟠的年龄则存在着矛盾,而这也表明曹雪芹在利用原本《石头记》的内容,增删、撰写《红楼梦》时,并未能把两者人物的年龄等内容全部协调起来。具体来说,薛蟠幼年丧父,薛宝钗比薛蟠小2岁,薛蟠买英莲作妾时其母年方五十上下(P48)。第5回说薛宝钗比林黛玉“年纪虽大不多”(P52),却也是贾宝玉的姐姐,据此薛宝钗应比贾宝玉年龄略大一些,她来到荣国府时的年龄约为11-12岁。由于薛宝钗小薛蟠2岁,因此薛蟠买英莲作妾时的年龄就只有13-14岁——在这样的年龄(即使再大一二岁)就独自在外闯荡,并买下小妾——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更有甚者,《红楼梦》在第4回描述薛蟠买英莲作妾时,并未提及其原配夫人;而在第79回却讲薛蟠(字文起)“悔娶河东吼”——也就是说,薛蟠买英莲作妾在先,而正式娶妻则在后,显然这也是不合情理的。关于薛宝钗的年龄,《红楼梦》里也存在着矛盾,第5回说薛宝钗比林黛玉“年纪虽大不多”(意思是年龄相差一二岁,如果大过3岁对儿童来说就不是“大不多”了),第6回说袭人比宝玉大2岁,第63回说香菱、晴雯、宝钗与袭人同庚,第1回说香菱比宝玉大3岁——如果香菱与宝钗同岁,那么宝钗就要大过宝玉3岁了。凡此种种,均表明《红楼梦》一书是由两本或两本以上书稿合辑、改写而成的。

 、《风月宝鉴》的故事内容及其作者

《风月宝鉴》一书的内容应该是围绕着“风月宝鉴”展开,但是在《红楼梦》里风月宝鉴仅仅出现在贾瑞与王熙凤的故事情节里,估计其他的内容已被删去。事实上,根据《红楼梦》透露的信息,可以推知,《风月宝鉴》一书的主角原本是宁国府的媳妇秦可卿(乳名兼美),只是其大量故事情节已被曹雪芹在增删《红楼梦》时删除,仅仅留下了若干蛛丝马迹。例如,第5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金陵十二钗命运画所描绘的秦可卿命运是“一座高楼(天香楼),上有一美人悬梁自尽”,其判词称秦可卿“情天情海幻情深,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接下来,描写贾宝玉在秦可卿卧室午睡时梦见与秦可卿“作起儿女的事来”。第12回写“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第13回紧接着就写“秦可卿死封龙禁尉”,但是却把其死因“悬梁自尽”改为患病不治而亡;同时又着重渲染秦可卿的公公贾珍“哭的泪人一般”、操办秦可卿葬礼要“尽我所有罢了”,实际上是在暗指秦可卿与贾珍有染,她或贾珍才是“正照风月鉴”的主角。第7回描述宁国府有功老仆焦大所骂的“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指的正是秦可卿与贾珍、贾宝玉的乱伦关系。关于《风月宝鉴》的成书及其作者,《红楼梦》第1回在叙述空空道人在甄本《石头记》和贾本《石头记》的基础上改写出《情僧录》之后,紧接着就说“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据此可知,《风月宝鉴》是在《情僧录》的基础上,增加“风月宝鉴”故事而撰成的一部新著。问题是,东鲁孔梅溪又是何许人也?可能的答案有如下几种:、孔梅溪谐音“恐没戏”、“孔没戏”,属于虚构人名。、东鲁孔梅溪即曲阜人孔继涵。在百度检索“东鲁孔梅溪”得到如下介绍:1975年6月文物杂志社收到来自江苏盐城周梦庄先生的信涵,承告以红楼梦第一回之东鲁孔梅溪实有其人,闻之殊为惊异。盖历来读者均以孔梅溪为曹雪芹假托之人,并无其人。据周先生涵称:其亡有李鹤仙旧藏孔继涵所书一联上款书南冈,下款署梅溪孔继涵。此联系周亲睹,虽未拍照然随即记下藏之筪笥,历有年所。余意既有目睹当时之笔记,则殊少记忆错误之可能。周先生当时75岁,少时既喜书画文物,其况真伪当亦可信。孔继涵字体生,山东曲阜人,生于乾隆4年,卒48。26年进士,官至户部郎中(以上摘自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孔继涵(1738-1783),清山东曲阜人,字体生,一字誧孟,号荭谷。孔子第六十九代孙。乾隆进士,官至户部主事。好天文地志算术之书,遇藏书罕见之本,必校勘付印,曾刻《算经十书》,著有《解勾股粟米法》、《考工记车度补》等(以上见《中国历史大辞典》清代卷上)。笔者认为,上述记载的“曲阜梅溪孔继涵”与《红楼梦》的“东鲁孔梅溪”可能是同一个人,也可能是两个同名的山东人。、孔梅溪可能是冷子兴。由于《红楼梦》第2回称“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而风月宝鉴出现在荣国府,据此可知《风月宝鉴》一书的作者也可能是冷子兴,他讲的荣国府故事被曹雪芹吸收到《金陵十二钗》书稿里。冷子兴在《红楼梦》里的身份是周瑞家的女婿,在都城经营古董,为人见多识广,与贾雨村是好友。冷子兴有一次因买卖古董纠纷与他人打官司,便叫女儿来到荣国府讨情,周瑞家的央求凤姐王熙凤就把事情摆平了。通常人们都认为冷子兴在《红楼梦》中的主要作用是“演说荣国府”,因荣宁二府人口众多,若是一一道来,难免不备,因此借王夫人陪房周瑞家的之女婿冷子兴之口将荣宁二府之重要人物叙述一番。笔者认为,《红楼梦》里几乎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所指,而“冷子兴”并无特别寓意,因此他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人名(或谓其名字的意思是“冷眼观子兴”,此解颇为勉强),而他能够详详细细“演说荣国府”(包括宁国府)里面的故事,表明冷子兴有可能也是《风月宝鉴》一书的作者或作者之一,似乎东鲁孔梅溪的原型也可能是冷子兴。、孔梅溪可能是脂砚斋,关于脂砚斋是谁的问题留在后面再述。

 、《金陵十二钗》的故事内容及其作者
《金陵十二钗》一书的内容主要是描写金陵四大家族(贾、史、王、薛)闺阁小姐的故事,其核心是贾家。所谓“十二钗”指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李纨、黛玉、秦可卿、巧姐儿、妙玉(以上诸人均为贾家),史湘云(史家),王熙凤(王家),薛宝钗(薛家);而实际上,其中的王熙凤、薛宝钗与李纨、秦可卿一样都属于贾家的媳妇,史湘云后来也嫁到贾家。
《红楼梦》第1回在记述《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的成书过程及其作者之后,紧接着写道“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P4),这表明《金陵十二钗》的作者是曹雪芹,他是在《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的基础上历经十年创作出《金陵十二钗》的。
此外,《红楼梦》第5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里,详尽描写警幻仙姑让贾宝玉观看新作的“红楼梦仙曲十二支”,这或许暗示警幻仙姑也是《金陵十二钗》(包括《红楼梦》)的作者之一。
从“警幻仙姑”之名来看,她显然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对比之下,“曹雪芹”一名就好像是一个真实的人名,绝大多数读者和研究者也都是这样认为的,其中大多数人相信“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的原型就是贾宝玉,贾家就是江宁织造曹頫家族,于雍正五年(1727年)被查封家产。曹雪芹名霑,约生于17151724年。胡适据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评语“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断定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1763212日)。周汝昌据曹雪芹好友敦敏的诗和敦敏之兄敦诚的《挽曹雪芹》一诗,认为曹雪芹应卒于乾隆二十八癸未除夕(1764年)。梅廷秀、徐恭时认为胡适读脂砚斋评语断句有误,曹雪芹实卒于甲申。
具体来说,曹雪芹是江宁织造曹頫曹寅家族的直系后裔。在曹雪芹的几位朋友留下的不多几首题赠或悼念他的诗篇等零星文字里,也仅有很少的信息。例如,曹雪芹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张宜泉的诗注里说:曹雪芹“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其人工诗善画。”又说:“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明义的《题红楼梦》组诗小序中说:“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作见其钞本焉。”敦诚的《寄怀曹雪芹霑》中有注曰:“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西清的《桦叶述闻》中称:“《红楼梦》始出,家置一编,皆曰此曹雪芹书,而雪芹何许人,不尽知也。雪芹名霑,汉军也。其曾祖寅,字子清,号楝亭,康熙间名士,官累通政,为织造时,雪芹随任,故繁华声色,阅历者深。然竟坎坷半生以死。”问题是,在曹寅支族谱牒上,至今未能找到其踪迹。
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曹雪芹谐音“抄写勤”,他也是虚构的人名。

六 、《红楼梦》的故事内容及其作者《红楼梦》一书是在《金陵十二钗》的基础上增删改写而成的。对比之下,两者的区别在于,《金陵十二钗》一书侧重于描写金陵四大家族(贾、史、王、薛)闺阁小姐的故事,故事发生地在南方的金陵(南京);《红楼梦》一书着重于描述“红楼”(怡红院)主人(贾宝玉)的人生梦想破灭的悲剧(与林黛玉的爱情破灭、有才不能补天的抱负破灭),故事发生地改在北方的京都(北京)。第1回所谓曹雪芹“增删五次”即指从《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到《红楼梦》的创作过程。《红楼梦》第120回在全书故事结尾的最后一段文字里,首先描述“且说那贾雨村犯了婪索的案件,审明定罪,今遇大赦,递籍为民”。接着叙述贾雨村遇到甄士隐,听甄士隐讲“宝玉”缘由,不甚明白;然后甄士隐告辞去度脱因难产而亡的香菱,贾雨村在急流觉迷(寓意急流勇退)渡口草庵中睡着了。接下来叙述空空道人再次经过青埂峰,又见到通灵宝玉,发现其上比先前有多了许多故事——“不如我再抄录一番,寻个世上清闲无事的人,托他传遍”,于是空空道人先找到在急流觉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了的贾雨村,贾雨村接来书稿草草看了一遍说“这事我已亲见尽知···你须待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到一个悼红轩中,有个曹雪芹先生,只说贾雨村言,托他如此如此”。此后,“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果然有个悼红轩,见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里翻阅历来的古史。空空道人便将贾雨村言了,方把这《石头记》示看”,曹雪芹笑道:“果然是‘贾雨村言’了!”最后,“空空道人听了,仰天大笑,掷下抄本,飘然而去”···“后人见了这本传奇,亦曾题过四句偈语,为作者缘起之言更进一竿云:说到辛酸处,荒唐愈看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据此可知,从《石头记》到《红楼梦》,涉及到的主要作者有甄士隐、贾雨村、空空道人、曹雪芹,他们都可能是虚构的人名。其中,贾雨村与曹雪芹这两个人名具有寓意深刻的对应关系,“贾”对应“曹”,“雨”(南方)对应“雪”(北方),“村”(寸木)对应“芹”(斤草),“贾雨村”谐音意“假语村言”对应“曹雪芹”谐音意“抄写勤”。如果说,空空道人与《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有关联,那么曹雪芹与《红楼梦》里的贾雨村也存在着某种关联。或许,贾雨村在《红楼梦》里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描述的乃是贾宝玉19岁出家之后的故事(第120回P1536),包括贾宝玉后来又还俗并考取功名及其后半生的所作所为。笔者所谓“还俗”的依据,一是《红楼梦》第1回第一次提到贾雨村,就称其是“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这里的“葫芦庙内寄居”暗指的就是贾宝玉出家后又还俗(P9)。第4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这时贾雨村已经出任应天府,他断的第一个案子就是薛蟠为买英莲作妾打死了冯渊——但是,章回的标题却称“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如此表述也是在暗指贾雨村曾经出过家。

与此同时,纵观《红楼梦》全书,唯有贾雨村一人同时熟悉并亲历了薛蟠家族的故事(属于甄本《石头记》)、贾宝玉家族(包括出任林黛玉的私塾先生)的故事(属于贾本《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和金陵十二钗的故事,因此贾雨村应该是《红楼梦》作者的原型或原型之一,或者是曹雪芹根据贾雨村的叙述丰富了《红楼梦》的内容。
 、脂砚斋与《红楼梦》
这里有必要探讨的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书,该书可称之为脂本《石头记》,其所评之《石头记》,应该是贾本《石头记》。由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为80回,可以推知贾本《石头记》的主要内容也在《红楼梦》前80回里。
有趣的是,脂砚斋在批语中经常以知情人或当事人的资格指点读者,例如在第1回中将《石头记》的写作方法归纳为:“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第12回道士说“千万不可照正面”的风月宝鉴时,脂批曰:“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的正面,方是会看。”第17回宝玉听说贾政要进园急忙溜跑开(P188),脂批道:“余初看之不觉怒焉,盖谓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写其照,何独余哉?”第38湘云螃蟹宴,宝玉叫丫环拿合欢花浸的酒给黛玉喝(P464)。脂批道:“作者犹记矮幽页(YAO,头凹)舫前以合欢花酿酒乎?屈指二十年矣!”
不仅如此,实际上脂砚斋还参与了《石头记》的创作过程,例如建议作者删除“秦可卿魂丧天香楼”一节以免带来麻烦,同时又用脂批提示读者:“九个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可笑!如丧考批。此作者刺心笔也”。
52回写晴雯带病连夜补孔雀裘到“自鸣钟已敲了四下”时(P660),脂批“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写法,避讳也”,或谓此表明作者曹雪芹是曹寅的后人,而脂砚斋不是曹人,因此可以不避此讳。
最重要的一条脂批似写于曹雪芹去世之后,位于第1回的题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之侧:“【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
脂砚斋称贾本《石头记》的作者为“石兄”,从其批阅文字内容看,脂砚斋与石兄的关系非比寻常,仿佛二人同时亲历了《石头记》里的故事,因此两者的真实身份及其相互关系就成为红学研究领域的又一个谜,或谓脂砚斋与石兄(论者多谓即曹雪芹的原型贾宝玉)两人是堂表兄弟,或谓两人是叔侄,或谓脂砚斋是贾宝玉的红颜知己史湘云,或谓脂砚斋可能是曹雪芹的祖母李氏的娘家兄弟苏州织造李煦的孙女李兰芳。
笔者认为,脂砚斋谐音“纸砚在”,意思是白纸黑字、真实可信。脂砚斋与贾本《石头记》的作者可能是两个人,也可能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脂砚斋可能仍然是曹雪芹的另一个笔名,为的是让读者去认真解读《红楼梦》里隐去的真实信息。此外,脂砚斋也可能是《风月宝鉴》的作者(或作者之一)东鲁孔梅溪。
值得注意的是,第38回写道凤姐用寿星老的脑门凸起的形象来讨好贾母时(P461),脂砚斋的批语是“【庚辰双行夹批:看他忽用贾母数语,闲闲又补出此书之前似已有一部《十二钗》的一般,令人遥忆不能一见,余则将欲补出闺阁中十二钗来,岂不又添一部新书?】”——由此观之,脂砚斋知道《金陵十二钗》一书是在《石头记》之后才有的,而且脂砚斋本人也准备参与《金陵十二钗》的创作。
 、高鹗与《红楼梦》
高鹗,字云士,号秋甫,别号兰墅,又号红楼外史;行一,戊寅年十月十七日寅时生,是年为乾隆二十三年(1758),约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前后。镶黄旗满洲都统内府汉军延庆佐领下廪膳生,民籍。始祖可仕,世居沈阳三台子;太高祖世臣,太高祖母萧、白氏;高祖宏璧,高祖母王、陶氏;曾祖尔荣,曾祖母李、徐氏;祖八十一,祖母庄氏;父存住,母孙氏,慈侍下。其女高仪凤也是嘉庆、道光年间颇有名气的诗人。其学生增龄于嘉庆二十一年所写《月小山房遗稿·序》云:“兰墅夫子,铁岭汉军人也。由乙卯进士,历官给谏,誊满京华。而家贫官冷,两袖清风。故著如林,未遑问世,竟赍志以终……。”乃仅存的“高鹗小传”,尽管文字简略,仍然弥足珍贵。
大体而言,高鹗出身于家道普通的旗人家庭,乾隆五十三年考中举人,乾隆六十年成为进士,出任过内阁中书、内阁典籍、内阁侍读、监察御史、掌江南道监察御史、刑科给事中等职,还任过文、武乡试各一任的同考官,还放过一任同知、知县的外任。历次的“京察”工作都得到“操守谨、政事勤、才具长”的评语,同僚称其“天才明敏,遇事如锥脱颖,无所不办”,好友张问陶称其“侠气君能空紫塞”。有《砚香词》、《兰墅文存》、《兰墅十艺》、《月小山房遗稿》、《吏治辑要》等诗文集存世。
从高鹗的文化修养来说,他有相当的文学功力续补《红楼梦》。众所周知,120回的《红楼梦》全书约有108万字,高鹗续补的《红楼梦》后40回也有三十多万字,相当于一部长篇小说的工作量了。据此笔者认为,高鹗能够续补《红楼梦》后40回,应该是手头有曹雪芹的创作提纲(包括章节名称)和初稿,然后才能够补写成功的,因此其续补的内容大体上符合曹雪芹初稿的原意,只是在原结尾“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后增写了“沐皇恩”、“延世泽”等情节。事实上,第120回写贾宝玉出家路上与贾政见了一面,贾政还想追上多说几句,却没了踪影,“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并无一人”——这应该就是曹雪芹原著故事情节的结尾场景(P1536)。高鹗为了避免清朝廷找麻烦,增写“沐皇恩”、“延世泽”等情节,也是不得已而情有可原的事情。
九、为什么《红楼梦》在众多虚构作者里要突出描述贾雨村?
纵观《红楼梦》全书,对《红楼梦》众多虚构作者里的贾雨村却是着墨最多。事实上,《红楼梦》对其他虚构作者的描述都是正面的,而且几乎都没有描述他们的生平事迹;唯独对贾雨村的生平事迹描述甚多,而且对其品性行为的描述充满着矛盾,既有褒义,又多贬义。那么,为什么《红楼梦》在众多虚构作者里要突出描述贾雨村?这只能表明贾雨村与《红楼梦》创作的关系非同一般,贾雨村与曹雪芹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红楼梦》对贾雨村出身经历的描述是“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原系湖洲人士,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下他一人···因进京求取功名···暂寄姑苏城里葫芦庙中安身,每日卖文作字为生,故(甄)士隐常与他交接”云云(P9)。后来在甄士隐相助下,贾雨村有钱上路赶考,并一举考中进士,做了知府。不久贾雨村因贪酷徇私被革职,他并不在乎,反而趁机游历名山大川,后到林如海家做林黛玉的家塾先生。林黛玉母亲(贾母的女儿,贾政的妹妹)去世,贾雨村护送林黛玉到姥姥(贾母)家。在贾政的帮助下,这位贾家的远房亲戚又官复原职,直至官居大司马之高位。在《红楼梦》120回全书故事结尾时,贾雨村因婪索属员审明定罪,遇皇上大赦时被递籍为民,此后参与了《红楼梦》的创作。

(一)《红楼梦》对贾雨村的正面描述《红楼梦》通过甄士隐家的丫环娇杏(谐音“侥幸”)的话说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剑眉星眼,直鼻方腮”,应该称得上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贾雨村第一次出任知府,首先报答了当年甄士隐的资助之恩,然后娶了娇杏(有知音之情)作二房;不久正室去世,贾雨村便将娇杏扶了正,而娇杏也给他生有一子。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认为贾宝玉“将来色鬼无疑了”,对此贾雨村发表了义正言辞的长篇议论(P20-21):“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所余之秀气”即使遭遇邪气,秉此气者“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然生于薄祚寒门,甚至为奇优,为名娼,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显然这是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阐述自己的人生准则——追求自由。    (二)《红楼梦》对贾雨村的负面描述《红楼梦》书中评价贾雨村“虽然才干优长,未免有些贪酷之弊”,而其被革职的罪名是“生情狡猾,擅篡礼仪”。例如贾雨村在作官其间,做过几件令人不齿的坏事。比较突出的是第4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薛蟠为了买英莲(甄士隐的女儿,后改名香菱、秋菱)作妾而打死冯渊,贾雨村故意放了真凶,也没有把被拐卖的英莲送回其母亲封氏那里。不过,这或许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当时甄士隐已出家,而书中未提封氏是否还在世。特别值得玩味的是第48回,贾琏其父贾赦看中石头呆子家藏的二十把好扇子,让贾琏务必买到,而偏偏石头呆子贵贱不卖;贾雨村利用官府权力,栽赃石头呆子拖欠官银,罚没石头呆子家藏的二十把好扇子,作价给了贾赦;贾赦责怪贾琏不会办事,贾琏只说了一句“为这点子小事弄的人家倾家败产,也不算什么能为”就挨了一顿打。平儿因贾琏被其父打破了脸,咬牙骂道:“都是那什么贾雨村,半路途中那里来的饿不死的野杂种!认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来!”——由于《红楼梦》出自《石头记》,众所周知“石头”一词在全书有着独特的寓意即专指贾宝玉,因此这里偏偏要用“石头呆子”一名,显然体现着作者的用心良苦——笔者推测,官府讹下石头呆子家藏宝扇一事,有可能是贾宝玉家道衰败后真实发生过的遭遇。此外,这里要通过平儿之口大骂贾雨村,实际上也是在暗示在现实生活中贾琏与贾宝玉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相信绝大多数读过《红楼梦》的人,都讨厌贾雨村的为人,笔者也不例外。问题是,《红楼梦》明明说贾雨村是该书的重要作者之一,为什么对贾雨村的人品却有着矛盾的描述?或许,把官场的丑事写在贾雨村的身上,乃是《红楼梦》真正作者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为的是避免现实生活中有人“对号入座”而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红楼梦》的时间隧道:少年的贾宝玉与成年的贾雨村
长篇小说《红楼梦》一书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无疑与其作者的文学创作技巧密不可分。笔者愿意指出的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还有一个独特的创作秘诀,亦即时间隧道穿越术(用书中的话来说就是不知经过“几世几劫”):故事原型人物取自青少年的贾宝玉,青壮年的贾雨村,中晚年的曹雪芹。作者巧妙地几乎是天衣无缝地,把故事主人公亦即青少年贾宝玉的所作所为,与成年贾雨村的所作所为,写在了同一个时期;用成年时期贾雨村的“不肖”对比青少年时期贾宝玉的“纯情”,从而传递出作者对自己(包括诸多才女)人生的深刻反思,以及对其所处时代压制人才弊端的强烈质疑。如其不谬,我们今天要想破解《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真实身份,不但要从贾宝玉的生活环境里去寻找,而且还应当从贾雨村的经历中去寻找,这样才能够找到《红楼梦》的真正作者。

我们知道,生活在大观园里的贾宝玉,特别讨厌功名利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他有着贾母的溺爱,衣食无忧。但是,当贾家衰败、贾宝玉出家又还俗之后,贾宝玉就必须考虑自谋生路了,这时的贾宝玉或许就会变成类似贾雨村式的人物。事实上,贾雨村是《红楼梦》中有抱负的少数人之一,第1回就特意描写了贾雨村对甄士隐谈了自己的人生抱负,并高吟一联云:“玉在匣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其中后一句或许是双关语,吴世昌先生认为暗指后来宝钗嫁与贾雨村。也就是说,《红楼梦》里描写贾母(实际上主谋是王夫人、薛姨妈)把宝钗嫁给贾宝玉,相当于宝钗嫁给贾雨村。贾雨村选择了考举当官之路,以其才智果然中举当官,并混迹于官场文化之中,但是本性难移几次官场沉浮之后终被递籍为民,此后的贾雨村就又变成了类似曹雪芹式的人物,他开始深刻的反思自己的人生,并披阅十载撰写《红楼梦》。事实上,纵观《红楼梦》全书,唯有贾雨村一人同时熟悉并亲历了薛蟠家族的故事(属于原本《石头记》),熟悉并亲历了贾宝玉家族的故事(属于《情僧录》、《风月宝鉴》),熟悉并亲历了林黛玉家族的故事。

据此可知,《红楼梦》一书的作者实际上运用了时间隧道写作技法,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即曹雪芹是玩时空穿越的高手——青少年阶段的故事取自贾宝玉,青壮年阶段的故事取自贾雨村,中晚年阶段的故事取自曹雪芹。对于中晚年的曹雪芹来说,他苦苦求索而不得解的问题是:青少年纯情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众才女都没有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青壮年的贾雨村施展才能的结果仍然是递籍为民,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笔者阅读《红楼梦》最为困惑的问题之一是:曹雪芹为什么要虚构出贾雨村作为《红楼梦》的重要作者之一?而且《红楼梦》一书对贾雨村的评价并不高,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自己贬低自己?或许这正是曹雪芹的高明之处,一来是让读者轻易猜不透作者的真实身份,二来这也是作者自己在解剖自己。
事实上,《红楼梦》第1回开篇之言: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更于篇中间用‘梦’‘幻’等字,却是此书本旨,兼欲提醒阅者之意。”
所谓“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云云,正是《红楼梦》作者的反省之词。而且,上述这种说法,并非是仅指贾宝玉的所作所为,而是也兼指贾雨村的所作所为。对于《红楼梦》的作者来说,他既非常留恋青少年时期的纯情,又耿耿于怀自己“不能补天”——而这实际上不是自己的责任,而是社会的责任、国家体制的责任——当然这是不能够明说的。对此,脂砚斋是心知肚明的:《红楼梦》第一回故事开篇就讲空空道人见通灵宝玉“无才补天,幻形入世”,【甲戌侧批: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接下来,偈云“无才可去补苍天”,【甲戌侧批:书之本旨。】笔者认为,这正是《红楼梦》一书的伟大现实意义所在,可惜读《红楼梦》者、论《红楼梦》者往往忽略于此。略晚于曹雪芹的清代政治家龚自珍(1792-1841年)大声疾呼“不拘一格降人才”,也是看透了清王朝衰败的症结所在“后世儒益尊,儒者颜益厚”(“儒者”指墨守成规的既得利益者),遗憾地是历史表明“东方睡狮”的苏醒需要一个相当长的缓慢而又痛苦的过程。
笔者在《生命智力简史:生命智力学暨智因进化论》(已有美国版、香港版)一书中指出:生命智力学暨智因进化论的核心内容是——生命与生命智力同时起源、同步进化,生命与非生命的分水岭在于生命拥有生命智力,生命智力的实质是使用间接信息达成期望效应。所有的生命都拥有生命智力,不同的生命拥有不同结构、不同形式和不同层次的生命智力,生物进化的实质是生命智力主导实施的生存方式多样化和生存技术复杂化,以及生命智力系统自身的不断发展。从生命智力学的角度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生存与发展,生命意义的本质是生命智力的使用和施展。这里所说的“生存”包括繁衍,“发展”包括进化。许多昆虫,例如蚕蛾在交尾撒子之后,很快就会死去,这种现象也发生在大马哈鱼等鱼类身上。对于上述这些动物个体来说,它们的生命价值主要就是繁衍后代,或者说它们的生命智力主要的使用价值就是复制自己的生命(包括对自己生命改进后的复制)。对于人类来说,生命的意义要丰富得多,既包括对生命过程的体验和享受,也包括繁育后代,以及对自己的大脑思维生命智力系统的充分使用和施展——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
从这个角度来说,《红楼梦》作者及其主人公的人生痛苦和悲剧,其真正的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她们)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在社会上正确施展的条件。笔者之所以强调“正确施展聪明才智”,乃是因为人类拥有最高层次的生命智力,而这种层次的生命智力能够对地球生物圈产生前所未有的毁灭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必须承担着正确使用其生命智力的责任,善待自己、善待生命、善待自然,否则就会像王熙凤一样聪明反被聪明误。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来说,能否雄踞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否引领人类社会前行,关键仍然在于能否为13亿中华儿女提供正确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充分条件和公平机遇。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红楼梦》主人公的故事取自贾宝玉、贾雨村等,这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这是因为,无论是贾宝玉,还是贾雨村,他们的故事实际上都吸收了其他人的故事,因此贾宝玉、贾雨村都是《红楼梦》文学故事里的角色,并不是作者本人的回忆录。
LS1516000《红楼梦的来龙去脉与“虚构”的诸多作者》120204150529修订)
本文收入《重构(王红旗)文集》之《重构2012进展》,
王红旗(重构)信箱jdtdshj@163.com

深陷体制无法自拔——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震惊离职演说

深陷体制无法自拔——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震惊离职演说

2016-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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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


2004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又有时间搞研究,不想动。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经历,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再说,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一振呢。我只好笑着应了。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二届。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2009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


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


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的指标;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说,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ZF、送礼攻关,争项目、要课题。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我想到斯诺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ZF看她生活比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斯诺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斯诺夫人谢绝了。她说: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们认定我们和**没有利益关系,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不择手段。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学校做大做强!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这正常吗?


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照;本部门的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挡次;如何通过搞关系、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你这次帮我,我下次帮你……古人讲求劝人以德,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再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有奶便是娘”,说好听点是谓“谋食不谋道”。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这不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问题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


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最近我去东北讲学,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国的教授、学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势者,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学者这副“权力附庸”、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当你一回事儿。我亲历过一件事,2006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有位老师正在创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推迟验收。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对美院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在给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见,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说跟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质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们汗颜,不自重,又何以能让别人尊重。


在这种体制中,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无非利用手中资源,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别刊物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讲学,变相用公款行贿。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评委。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不屑为之。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就决不随波逐流。


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预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我选择了批判的态度,行动上便不会另行一套。2006年本科教育评估,大家无不反感,但学校要求评估组进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那天我是整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假、这样贱?反感或反对,为什么不敢公开表达。2008年学校搞所谓“加速发展”的改革方案,小组讨论时我发表了不同意见,蒋书记要我大会上讲讲,我便在大会上坦言:如今之大学是“谋食不谋道”。2009年底续签增长20%的责任书时,我曾打算拒签,因此而下台也无所谓。为此找过蒋书记。蒋书记做工作说,你不签,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内要搞“三定”方案,到时会调整的。这样我才勉强签约。去年初学校开党代会,小组讨论有校领导参加,我本不想发言,大家一定要我讲几句,我便说,“一所大学设有党委,还要开党代会,这是人们习惯了的现实,但这是真正的大学之道吗?世界上还存在此种体制的恐怕也只有朝鲜、古巴了吧。没听说世界上哪所一流大学是在党委领导下成功的,也没听说哪个党委办出过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与世界大学接轨,若不行,哪怕学学民国时的北大和西南联大也好,总在现行体制框架里折腾是没有希望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即这个意思。我不想发言,就是对当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讨论不感兴趣。”党代会后接着开教学工作会,吃饭时我坐在蒋书记边上想说个事,看到一拨一拨的中层干部来祝贺蒋书记当选,言辞阿谀,全是官场文化。我说不出口,坐至终席不发一言。近些年里,无论省领导还是学校领导的报告,我极少参加,不是摆谱,实在是听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语,坐不住。我任职期间向学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谓搞指标的“强校”方面,粗想大约有这样几条:引进人才的政策要适当灵活、宽松,否则难以操作白费劲;认真履行低碳节能,消灭长明灯、跑冒滴漏;撤掉学校的驻京办事处。对以上言行,有人说我敢直言、有见识,其实在我心里,只是遵循常识而已。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


在对待体制的业绩、考评等事情上,限于我个人的好办,不当会事罢了。近年来我从不报奖、争什么带头人、入什么人才工程、第几层次啥啥的……每回报奖都有人劝我,包括学校领导、好友、同事,职能部门还表示愿意代为填表。我感谢他们,但依然故我,解释的理由也简单:一是本人的成果水平低,够不着,白折腾;二是生性怕花时间填表,有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点令人愉快的事。当然,我对报奖和获奖的老师,也表示尊重。大学的老师们不需要同质化,有差别,价值多元是好事。


但关系到部门工作和集体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我的分寸是,按学校要求公事公办,报学位点、学科、团队、精品课等等,一板一眼地执行,但重点在于提高水平、壮大实力、打好基础,结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关忽悠,跑省里、跑部里。在此类事情上,我从不行贿送礼,至多意思一点劳务费而已。也有人建议多送,说有的学院五倍、十倍于我们,我未接受。我的观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线。对于通过送重礼达到目的者,我毫不羡慕,甚至可怜他们。我不会为此而焦虑、纠结的,也决不会为了得到并维系诸如此类的“业绩”,绑架自己宝贵的生命。多个点什么的,真的就代表水平高了吗?这是真学问?真科研吗?在我眼中,不少各种名义的大项目,资金上千万上亿的,搞出些伪科学成果来,通过动用科研经费攻关,就能整个大奖来。这是在糟塌纳税人的血汗,还败坏学风。


我这样的态度,本人身陷矛盾,学校可能也有看法。虽然我对学校领导是否满意并不在意,但最终还是存在着让我解不开的纠结,即这些考评指标与部门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挂钩与捆绑。如前几年的学院考评划分ABCD档,近两年的达标120%发足额奖,还有各种学科点、基地之类,皆拨下相应的经费等等。并且这都与每位老师个人的业绩、职称有关。我只能尽量跟上趟,无法做到如何出色,让大家满意。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我再次选择退出,不和体制玩了。去年上半年蒋书记问我为何不愿续聘了?我说,现在高校教育的这套做法,无法得到我价值上和道义上的认同。


对我的工作,学校如果不满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学校角度这样看是正常的。但我不愿改变,最好的办法是请来新院长。高老师这次在海内外招聘中脱颖而出,我很高兴,总算可以摆脱矛盾处境,回归原本的人生角色——卧龙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此话乃东晋名相王导的存世名言。愦愦是昏乱、糊涂之意。我非常佩服东晋那一代士人的气度,身临偏安一偶(隅)的危局,仍义无反顾地信奉玄学的“无为而治”,自觉遏制体制化儒家——礼教的回潮,以“务在清静”的文化理念“力撑东南”。


我当然是小人物,但也有根深蒂固的“无为而治”理念,也听到一些徐老师不爱管事,只布置不督促、检查,重讨论不重落实等议论或批评意见。从事实上讲,这些看法都没错,提出批评也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我表示感谢。但老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还是尊奉“无为而治”。


我的信念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从根本上讲,教师皆成年人,并具备高等学历,属于社会上最热爱学术和教学的群体,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第二,我自学生时代研究玄学,饱受浸染,深信“无为而治”是自由知识分子永远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当今体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发扬的内容。


第三,目前高校管理体制问题多多,推行、布置的东西,美曰做强做大,加快改革,说白了都是些无聊的折腾,干的事皆违背常识。在教育体制行政化的背景下,“无为而治”是最有效的挡箭牌和解毒药。如搞“精品课”,我也赞成,但首先要整明白什么叫“精品课”。精品课的标准只有一个:学生受益并形成口碑。不存在什么固定格式。现在的这套,千人一面:课件、作业、教材、网上互动等等,缺一不可,讲的再精彩也没用。照此标准,过去北大陈寅恪、刘文典的课亦算不上精品了。陈寅恪仅带一布包,刘文典上来先把国民政府骂它半点钟,这如何是好?教学讲求的是多元化、多样化,哪有倡导一付面孔的道理。


搞科研把课题项目强化到如此程度,也违背科学精神:1、研究起点上就渗入功利因素。取经费、应考评、上职称,严重的名利取向破坏了以求道为目的的单纯之心;2、找材料盖过读书。读书本是与智者交心,体玄悟道,有了心得自成文章。做课题则重在各取所需地淘资料,立论草率,学养无从积累;3、赶时间交任务,忽视质量。要求半年、一年完工,本不合科研章法。但作者只要能对付交差就好,垃圾多多;4、成果的通过、发表过程中人格受辱。高级别刊物大家都往上挤,于是水平差不多时看谁敢送又会送,做研究还要赔上人格;5、报账做假。文科研究开销有限,找发票报销就成了少不了的节目。


单纯的科研经过这一系列的干扰与附加,古人所推崇的“因心而会道”的“为己之学”还有生存空间吗?怕是多为“凭誉以显扬”的“为人之学”了。研究已严重地工具化,沦为名利的敲门砖,还有多少人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和价值肯定。当然,可能尚有部分高手,有本事将项目与自己的精神需求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这已不是主流,主流是极大的干扰和伤害。我怀疑,在如此环境里,真正具备与古今贤哲沟通能力的学者能有几人?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还用问么!


近两年学校搞的“创新强校”,每年递增20%,更属胡闹。有的学院指标分解到人;还有自己掏腰包来填充经费的;造假也出现了,把前、后年的成果计入当年,就为了拿到那点年终奖励。


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评比、排名,先进教师、科研标兵,优秀党员、团员、家庭,工会及民主党派的积极分子,什么“一五一”还分几个层次,这个奖、那个奖、这个级、那个级。这世风如此糟糕,整体文化水平如此低下的社会里,居然有这许多优秀称号,还值钱么?都是自己树自己搞的廉价货,除了干扰心境没丝毫意义。每学期、每年还要把学院的老师排个名次,半斤八两的楞要分出个一二三四来,有什么意思?这是幼儿园里戴小红花的套路搬来了,把老师当小朋友对待。搞得学者一个个气局狭隘,争虚名图小利,一到年关就半分半分地算账,跟扛了一年长工似的。过去我们人文学者的精神世界中,多是苏格拉底、黑格尔或孔子、李白的,现在一年到头总在脑子里纠结的是:怎么完成或多挣考评分。


对于这些学校的制度规定、无法回避的管理内容,我的态度只能是“无为而治”,由老师本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待、取舍,反正有关个人考核的政策、结果,学校都有事先规定,学院只是执行而已。可以说,我在院长位置上有意识地抵挡体制污染,对许多事情在学院层面上作淡化和减法处理,不干强化和加法的事,目的是让老师们少受干扰,躲过上述那些可笑乃至有点荒唐的瞎折腾。事实上,一些明显的折腾亦长久不了,顶顶也就过去了。如“加速创新”,差不多无疾而终了吧。对我自由主义的理念,老师们认可,我欣慰;有老师不赞同,我亦含笑。这不过是管理观念有所差异而已。民主的要义,不独尊重多数,同时也尊重少数乃至个人,我从不追求所谓的和谐一致。高校改革任重路远,各种想法、做法都能共存,方为大学应有的文化生态。对我来说,这些年真正令我有成就感的,乃是学院部分年轻教师在考评体系之外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这才叫学人正道。


最后这段说说我今后工作、生活的设想。


题目是杨绛翻译的兰德诗《我和谁都不争》中的一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煨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先生的豁达、善良、雅致、坚韧,最令人钦佩,现在再出不了这样的人了。记得我来人文学院时还念过胡适引用易卜生的一句话:“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念着这两句话上任,今天则吟着这两句话离任。行政职务卸去了,回归到原本的角色中,当一名历史系的老师,这个职业很神圣,也令人自足、充实。我会更投入地与学生交流,把历史的真像告诉他们。同时我又不会像以往那样深陷体制生存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转向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论学校里的考评如何。手头还有两个课题完成后,可能也疏远课题了,除非出现与我兴趣相当吻合的机会。目前已考虑或参与的有这样几件事,实际上最近一年中已化不少时间在做了。


1、关注环境保护。最近在新疆、杭州、绍兴等地讲学讲课,重点都是环境保护。中国近30年高速发展的代价,导致自然环境破坏到了可怕的地步,全国整成一大工地,古城古风荡然,大量物种灭绝。2010年9月22日,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了卫星检测全球空气质量的PM2.5数值图(2001年—2006年)。PM2.5小于10为安全值。中国空气质量全球最差,中国东部尤其严重,PM2.5超过50接近80。中国社科院党国英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的GDP每增1%,用地量为日本的8倍。单位能耗亦长期是日本的8倍左右。北岛说,我们近一个世纪被现代化搞疯了。不惜土地、环境代价的繁荣之路,别国不是不明晓,问题在于他们已经把维护一方净土视作首要战略目标,像日本就悄悄地成了资源大国。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又输了一招。所以说,中国的环境保护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2、参与慈善事业。我在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和浙江省正泰集团基金会两个社团中担任理事,主要的工作是:推广低碳生活、关注食品安全、资助困难群体等。


3、研究、反思百年来的文化变迁,尤其是左倾时期的文化灾难及其后遗症。左倾时期所经历的斯文扫地、道德沦丧、文化毁灭,至今没有认真清理、反思。为什么到了人们普遍失去道德底线的地步?少报一元钱事比天大,大白天开着长明灯却视而不见。2009年60周年大庆中,文艺界搞出个“特务年”影响至今,“潜伏”、“暗算”充斥银幕,连《探索?发现》栏目也大播间谍战。世间的善良、诚实不再有人相信。不找关系,不相信会被公平对待。谭嗣同说,中国之旧政,为大盗、乡愿吞剥愚弄。这话发人深思。


俄罗斯是经过彻底的文化反思了。前苏联的颠覆说到底是文化上的失败,失掉人心,今天的复兴也得益于文化整体的复兴。前些年有人怀念苏联,普京讲,把前苏联说得一无是处是良心出了问题,但想要恢复前苏联则是脑子出了问题。所以要真正恢复俄罗斯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让个人在最大程度上按自己的愿望去生活,而不是仅仅是吃饭、生存。


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近几十年最值得庆幸的是解决了吃饭的事情,同时最令人困惑和担忧的症结,乃是权力在社会中膨胀到无以复加,官权与民权极不平衡。就改革力度最大的经济领域而言,民企500强的全部规模仍不及央企50强的最后一名。以官治民的社会结构没有出现大的改观,也就很难养育出具有理性精神、契约意识和公德自律的现代公民。文化重建要有人来担当,不光说,更要做。我一生最感欣慰者,乃数十年间始终生活于自己的本色中,坦坦荡荡就这么过来了。当然我还有业余爱好,我曾在一篇简介里自白:在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严重流失的今天,我辈忝列学人,除了汗颜,还是汗颜,让任何荣誉、名号论之无味。此生倘能在保存点滴文化火种上略尽薄力,余愿已足。再加上打篮球、玩乒乓、游泳、登山的爱好得以陪伴到老,那便是美满人生了。


尽管生活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甚至还会碰到、经历很大苦难,我仍虔诚地认为,上苍待我不薄:一生基本没有受冻挨饿,工作、生活于本人最喜爱的新闻与历史专业中。傅聪说,上帝让我此生与音乐为伍,这已经足够。我亦十分知足,惟感在上苍面前索取多多而无所回报,心存愧疚。因此,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将伴随在我今后人生之路的每一步中。


总之,今后和大家在一起的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徐老师,这就叫“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2015年中国十大教育新闻

2015年中国十大教育新闻

1留守儿童及流动儿童问题成焦点

事件回顾:201569日,在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发生了举世震惊的4名留守儿童自杀身亡事件。近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两个新的教育边缘化群体:被称为流动儿童的进城务工农民工的随迁子女,以及他们留在农村家中的孩子——“留守儿童。后者相对前者能见度更低,近一两年才引起广泛关注。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国17岁以下流动儿童为3581万,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的37.7%,这两个群体总数约一亿人。据教育部统计,2013年底,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流动儿童1277.17万人,农村留守儿童共2126.75万人,合计为3403.9万人。民间组织发布的相关调查显示,按照留守儿童的总数测算,全国约有1793万农村留守儿童一年只能见父母12次;约有921万孩子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毕节事件之后,留守儿童问题成为社会焦点,对此及其呈相互转化关系的流动儿童问题也引起广泛讨论。

 

获选理由:毕节留守儿童的悲剧,意义远远超过了自然灾害和一般的突发事件,也远远超过了毕节市和贵州省;它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群体令人不安的悲催缩影,是整体性社会治理失灵的一个爆点。它揭示的,是我国儿童权益保护的缺位,是乡村教育、乡村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失败;需要通过调查、研讨、政策倡导、实际干预等多样化的社会参与,持续地关注留守流动儿童群体并探讨其解决之道。

 

 

2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事件回顾: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全面部署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照完善机制、城乡一体;加大投入、突出重点;创新管理、推进改革;分步实施、有序推进的原则,整合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城市义务教育奖补政策,建立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一是从2017年春季学期开始,统一城乡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二是从2016年春季学期开始,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三是巩固完善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四是巩固落实城乡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政策。
   
 获选理由:首次建立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是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对于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实现相关教育经费可携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钱随人走预计将惠及1300多万农民工随迁子女,是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主动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的一项制度创新。此外,3000万以上寄宿制学生、1200万左右民办学校就读学生、500万左右小规模学校的学生、特殊教育学生也将受益。


3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启动
   
 事件回顾:2015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指出必须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计划》明确抓好8方面举措:一是全面提高乡村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水平。二是拓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扩大农村教师特岗计划实施规模,重点支持中西部老少边穷岛等贫困地区补充乡村教师。三是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全面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四是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五是职称(职务)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六是推动城镇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七是全面提升乡村教师能力素质。八是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
   
 获选理由: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教育近年来引发关注,师资建设是发展农村教育的重中之重。由于教师老化、难以更新补充,许多村小、教学点处于教育质量低下、难以为继的困境。《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备受期待,能否实现底部攻坚还有待实践验证。


4中职教育免费政策推进
   
 事件回顾: 9月,甘肃省公布《关于积极推进教育扶贫工程的实施意见》,提出从2015年起,全省中等职业教育实行全免学费政策;河南省也从今年秋季学期正式对全省各类中职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学生全部免除学费。此外,海南省等中职教育免费政策实施范围进一步扩大,从2015年起对公办中职学校在校学生全面实施免学费政策。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规定,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率先从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
   
 获选理由:尽管关于中职教育的办学效益与免费政策的效果,近年一直存在着质疑和争议,其免费范围与力度仍在不断扩大,今年部分省市进一步推出全面免除学费新政。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加大财政投入是为达到该政策目标的基本保障;但也亟需提高中职办学质量,从改革管理体制入手,加强监管评价,解决当前职业学校布局混乱、办学质量低下、校企合作薄弱等诸多问题。


5校园暴力事件
   
 事件回顾:2015年,校园恶性暴力事件,尤其是女生暴力事件频频曝光。3月,中国女留学生在美国洛杉矶遭同伴绑架被围殴事件震惊华人圈;5月,江西景德镇市乐平市十里岗中学多名女生殴打一女生,连云港广播电视大学一女生遭多名女生剥光衣服殴打并拍照上网;6月,江西省永新县吉安永新初中一群初中女生暴力殴打一女生视频又在网上广为流传;11月,重庆荣昌区法院审理一起女生因太邋遢被宿舍5名室友打成十级伤残案件,同月,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第二中学8年级女生6分钟被同级同学打38记耳光……
   
 获选理由:校园暴力事件虽非一时一地之事,可能是随着网络等信息传播渠道扩展、方式多样化而曝光更为频繁,但并不意味着该问题就不需要解决。除对校园暴力问题及其趋势需进行深入研究外,家庭、学校及至社会所付的责任不能缺位,法律干预也有待完善。

6青少年学业压力与负担问题引关

事件回顾:9月,吉林一名复读女孩因成绩不理想跳楼。11月,河南南阳市一个15岁的初中生竟然猝死课堂。据悉其头天晚上写作业写到12点多,早上620分起床。同月,河南鹤壁市山城区一个13岁女孩疑因学习成绩差被亲妈打死。《中国教育报》后续关于孩子睡眠时间的调查讨论显示,6-12岁学生睡眠不足率为74.2%13-17岁为81.1%18岁及以上为16.2%;作业成主要睡眠杀手。相呼应的是,美国《大西洋月刊》12月号封面报道了硅谷自杀事件,称硅谷中心的巴洛阿图从去年10月至今年春天,已有4名高中学生自杀,其中3名是华裔。这些学生成绩优异,有的拿了全A。据该刊记者调查,自杀主要因素是压力:来自父母、老师以及他们自己的压力,不仅要学习成绩优异,在其他一系列活动中也要表现优异;种种压力让这些孩子感到非常劳累、难以胜任、极其孤独。
   
 获选理由:实施素质教育新教育”……已有相当年头,倡导减负力度也不小,然而青少年学业压力与负担却一直仍是问题。为何减负始终难以实现,学生因学业而猝死、自杀的现象依旧不断,值得我们反思。


7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
   
 事件回顾:9月,人保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全面推开。此次改革统一了自1986年以来一直施行的中、小学两大职称系列,首次设置了正高级职称,从制度框架、评审标准、评价机制等方面对中小学职称制度进行了整体设计。
   
 获选理由:此次改革旨在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针对现有职称评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针对性的措施。如教师评聘合一的改革,有助于职位和贡献对等,调动优秀青年教师的积极性。校长职级制改革,则是去行政化的改革,可以使校长更加关注学校和学生,有利于校长的专业发展。目前农村教师的职称评定相对处于弱势,此次的职称评定改革也提出要向农村教师倾斜。


8高校腐败与治理问题惹争议
   
 事件回顾:12月初,教育部党组召开视频会,通报近期查处的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常委、院长王次炤为其女违规操办婚宴问题,北京邮电大学虚列支出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问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亚和国际商学院原院长汤谷良违规兼职取酬等问题。11月,中国传媒大学从党委书记到副科长8名党员领导干部因违规用车、办公超标等问题被连锅端式处分的新闻引发热议。据《河南商报》记者粗略统计,十八大以来,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高校腐败案件,就有50多起;而今年以来,中纪委共通报涉嫌违纪的高校领导干部32名。从招生录取到后勤基建,从物资采购到科研经费,从校办企业到学术诚信等领域,高校腐败问题和治理失灵的现象不断。6月北大清华两大名校抢生源的闹剧、复旦签确认书而失信未录高考状元,5月复旦大学新版官方宣传片被指抄袭日本东京大学2014年宣传片、7月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被质疑撞脸人大等等新闻均折射出此类问题。
   
 获选理由:作为教书育人的最高学府,象牙塔中腐败难禁、治理问题频发。然而我们不能见怪不怪,不以为然,而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抓住这些事件作为深入改革的契机,将教育腐败和出现问题的重灾区转变为率先改革的实验区,亡羊补牢,开展实质性的制度建设,有效防范和遏制教育腐败和治理问题,重建教育的公信力。


9民间教育创新蓬勃发展
   
 事件回顾:4月,由民间组织自行发起的“LIFE教育创新首届峰会上,众多自下而上的教育创新案例集中亮相、相互交流。该平台分享了历经一年多调研、专家筛选的来自基层学校、老师、家长、学生、政府、企业和公益机构的教育创新案例,包括实施低控制下的学习深度学科整合的泉源高中实验班,在农村地区尝试通过半天授课制激发学生学习自主性的山西省新绛中学,以培养全人为目标、进行全课程改革并实现跨学科主题式教学的北京亦庄实验小学等。12月,新校长杂志社主办的中国教育创新年会、北京师范大学等主办的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博览会也陆续举行。
   
 获选理由:在中国,无论是从国家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层面,还是自下而上的局部的非制度化的自主创新和探索层面,教育改革创新正在进入一个非凡的活跃时期。在这个历史性的转折,从满足基本需求到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就意味着我们要走向以人为本的教育,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为生活重塑教育。民间教育创新的勃发让我们看到新的希望。


10管办评分离改革试点
   
 事件回顾:20155月,教育部下发《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改变的若干意见》,标志着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改革、转变教育管理职能和部署构建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的新格局正式上路。9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试点的通知》确定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无锡市教育局、浙江省教育厅、青岛市教育局、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成都市教育局、克拉玛依市教育局为全国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综合试点单位,乌兰察布市教育局、沈阳市教育局、佛山市顺德区教育局、西北大学为单项试点单位。
   
 获选理由:推进管办评分离,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是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全面推进依法治教的必然要求。但如何构建政府、学校、社会的新型关系、如何将教育管办评分离从纸上蓝图变为现实等问题还需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教育新闻网2015年度“影响教师的100本书”

中国教育新闻网2015年度“影响教师的100本书”

www.jyb.cn 2015年12月07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阅读,从选择一本好书开始。中国教育新闻网从2009年开始推出“影响教师的100本书”活动,至今已举办了7届,受到广大教师的关注和好评。

  2015年度“影响教师的100本书”活动暑期启动,通过出版社自荐和专家推荐、读者推荐等形式,推出了2014年1月1日至今出版的、适合推荐给教师阅读的新书,近400本。在此基础上,通过专家评审、读者反馈等方式,推出了2015年度“影响教师的100本书”。参评书籍分为:教育理论类、教师专业成长类、教育心理类、学前教育类、综合类、人文社科类等六大类别。

  教育理论类

  1.《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 [美] 戴维·珀金斯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2.《学习的本质》,[法]安德烈·焦尔当著,杭零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

  3.《可见的学习——对800多项关于学业成就的元分析的综合报告》,[新西兰]约翰·哈蒂著,彭正梅邓莉  高原  方补课 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4.《教学的艺术与科学——有效教学的综合框架》(当代前沿教学设计译丛),[美]罗伯特·J·马扎诺著,盛群力、唐玉霞、曾如刚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

  5.《什么是好的教育——学校教育的哲学阐释》,刘铁芳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6.《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学法》,朱自强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5年9月出版

  教师专业成长类

  7.《可见的学习——最大程度地促进学习》(教师版),[新西兰]约翰·哈蒂著,金莺莲、洪超、裴新宁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

  8.《与大数据同行:学习和教育的未来》,[美]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著,赵中建、张燕南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出版

  9.《创新者的课堂:颠覆式创新如何改变教育》,[美]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迈克尔·霍恩、柯蒂斯·约翰逊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

  10.《无限制的学习:下一代远程教育》,[美]莱斯利·莫勒、杰森·B·休特著,王为杰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

  11.《教学需要打破常规: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创意教学法》,[美]戴夫·伯格斯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12.《当代外国教师教育精品译丛?美国教师质量报告:如何培养高质量的教师》,美国教育部中学后教育办公室编,朱旭东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13.《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美]阿曼达·里普利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14.《奇迹学校:震撼美国教育界的教学传奇》,[美]黛博拉·肯尼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15.《全脑教学:影响全球300万教师的教学指导书》,[美]克里斯·比弗尔著,程茗荟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

  16.《夏山学校毕业生》,[英]侯赛因·卢卡斯著,王靓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17.《致教师》,朱永新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18.《读懂课堂》,钟启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

  19.《教育 我们身边的故事——中国教育问题访谈》,程平源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20.《中国教育寻变:北京十一学校的1500天》,李建平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21.《学校转型:北京十一学校创新育人模式的探索》,李希贵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

  22.《课堂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吴非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6月出版

  23.《如何高效阅读》,[美]彼得·孔普(Peter Kump)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24.《童年爱上一本书——教师、父母如何伴读》,周益民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25.《跟佐藤学做教育——学习共同体的愿景与行动》,陈静静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5月出版

  26.《成功无捷径:第56号教室的奇迹》,[美]雷夫·艾斯奎斯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

  27.《给校长的101条建议》,王铁军、王凯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28.《为一所理想学校而来》,程红兵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

  29.《下辈子还教书》,蔡兴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

  30.《专业资本:变革每所学校的教学》,安迪·哈格里夫斯、迈克·富兰著,高振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31.《点灯者》,弘爱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32.《T.E.T.教师效能训练:一个已被证明能让所有年龄学生做到最好的培训项目》(30周年纪念版),[美]托马斯·戈登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33.《与美国国家年度教师面对面》,高靓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

  34.《首席教师》,郑杰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

  35.《面向未来的课堂——“为理解而教”单元教学实践案例》,刘卫红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36.《卓越课堂管理》,[美]黄绍裘、黄露丝玛丽等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37.《成为顶尖教师的10项修炼》,[美]罗宾·R·杰克逊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38.《翻转学习:如何更好地实践翻转课堂与慕课教学》,[美]乔纳森·伯格曼、亚伦·萨姆斯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

  39.《如何成为优秀的教师(第3版)》,[美]弗雷斯特·W·帕克著,朱旭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40.《高效能教师——如何带领学生取得优异成绩》,[美]史蒂文·法尔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

  41.《语文课程与教学内容》,王荣生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

  42.《教师的五重境界》,万玮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

  43.《教师怎样少做无用功?高效能教师必备法则》,王晓春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44.《美国人心中最好的老师——2005-2014年美国国家年度教师透视》,胡乐乐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45.《优秀教师悄悄在做的那些事儿》,任勇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4月出版

  46.《教师的价值》,钱梦龙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47.《重新发现儿童》,高峰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48.《战战兢兢做教育》,赵桂霞著,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5年6月出版

  49.《大象之舞:中国课改——一个教育记者的思想笔记》,余慧娟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

  50.《语文教师素养随想》,潘新和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51.《十位智慧教师的成长历程》,罗炜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教育心理类

  52.《儿童心理学手册(第六版)》(4卷),[美]William Damon等主编,林崇德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

  53.《童话心理学》,[日]河合隼雄著,赵仲明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3月出版

  54.《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美]欧文·亚隆著,张亚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

  55.《情绪急救:应对各种日常心理伤害的策略与方法》,[美]盖伊·温奇博士著,孙璐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56.《心理学改变生活》,唐娜·威特默、桑德拉·彼得森、玛格丽特·帕克特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

  57.《沟通心理学》,郑日昌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58.《童年就是硬道理——一位私人精神分析师的真实案例选》,陈天星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59.《从容育儿——孤独症儿童及青少年家长指导手册》,[英]布伦达·黛特著,常杰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

  60.《对话孩子:我在加拿大做心理咨询与治疗》,黄蘅玉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

  61.《怎样读懂学生——心理特级教师的建议》,杨敏毅、谢晓敏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     

  62.《叛逆与觉醒:青少年心理教育影视漫画作品分析集》,徐光兴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

  63.《你会爱孩子吗:走出幼儿教育困境的心理学智慧》,马志国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11月出版

  64.《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心理研究》,申继亮、刘霞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

  学前教育类

  65.《魔法岁月:0-6岁孩子的精神世界》,[美]塞尔玛·弗雷伯格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

  66.《0—8岁儿童纪律教育——给教师和家长的心理学建议》(第六版),[美]玛乔丽·菲尔茨等著,蔡菡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67.《幼儿学习环境评量表》(全三册),[美]哈姆斯等著,周欣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68.《强壮开端Ⅲ——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质量工具箱》,世界经合组织(OECD)儿童教育与保育团队,陈学锋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69.《幼儿园经典游戏》,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早期教育研究中心组织编写,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

  综合类

  70.《让思维自由:用创造力应对不确定的未来》,[英]肯·罗宾逊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

  71.《批判性思维》,[美]布鲁克·诺埃尔·摩尔等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72.《美国学校体制的生与死》,[美]戴安·拉维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

  73.《哈佛,谁说了算》,[美]理查德·布瑞德利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74.《剑桥论道:英国大学校长谈教育与未来》,[英]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75.《故事知道怎么办2》,[澳]苏珊·佩罗著,春华、淑芬译,天津教育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76.《逃离无尽的青春期:帮助你的孩子走上成人之路》,[美]约瑟夫·P·艾伦、克劳迪娅·W·艾伦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77.《孩子提问题 大师来回答2》,[英]杰玛·埃尔文·哈里斯著,杜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78.《给孩子一个间隔年》,蒋佩蓉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79.《家教对了,孩子就一定行!》,陈钱林著,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5年6月出版

  80.《不能这样说,不要这么做——给父母的108个忠告》,杨冰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年3月出版

  81.《孩子,你很重要》,[芬]本·富尔曼著,曹逸冰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82.《敏捷文化:打造优秀的高效能团队》,[美] Pollyanna Pixton等著,方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83.《小楼与大师》,卢昌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

  84.《德国金牌幽默百科》,蔡鸿君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

  人文社科类

  85.《小词大雅:叶嘉莹说词的修养与境界》,叶嘉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

  86.《我所缄默的事:一位叛逆女儿的回忆》,[美]阿扎尔·纳菲西著,张砾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87.《苏格拉底之道——向史上最伟大的导师学习》,[美]罗纳德·格罗斯著,徐弢、李思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88.《中国哲学史》,冯友兰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89.《自然法则:虚拟时代,重拾生活》,[美]理查德·洛夫著,李晓楠等译,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

  90.《心怀生命》,何怀宏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

  91.《中国古典文心》,顾随讲,叶嘉莹笔记,顾之京、高献红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92.《尼山书院二十六堂国学课》,刘建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

  93.《童话美学》,张锦江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

  94.《Nature杂志科幻小说选集》,[英]亨利·吉编,穆蕴秋、江晓原译,上海交通大学2015年1月出版

  95.《DK儿童历史大百科》,英国DK公司编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

  96.《给山姆的信:如何探索世界谜题》,[英] 艾伦·麦克法兰著,王子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4月出版

  97.《我的自然笔记》,朱爱朝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98.《斯坦福日记》,许轶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99.《重申知识即美德——古典传统的回归与教养性教育的重建》,刘铁芳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

  100.《嫦娥揽月》,陈新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清华才女孙婧妍:语文148分是这样炼成的

清华才女孙婧妍:语文148分是这样炼成的

2015-11-16 孙婧妍 

语文于我

孙婧妍

开篇

我高考语文考了148分的消息传开后,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所有学弟学妹、亲戚朋友的问话中,被问得最多的问题不是“你是不是很爱读书”,也不是“你是不是很爱写作”,而是,“你是不是做了很多题”。

听了这样的问题,我很诧异,因为在我心中,语文从来是一个有关素养、无关应试的学科。

这是一件奇怪的事:似乎在我们的教育中,任何学科只要和考试扯上关系,那么它往往就会走向应试;而对于这个学科的佼佼者,人们普遍的第一反应也不是他有天赋或者他有素养,而是他一定做了异常多的题目、接受了异常多的训练。

拿语文来说,在应试观念的影响下,很少有人会去注意语文这个学科本身的宏大、它内在的韵律与美感。大家在注意什么呢?分数——或者说,能拿到分数的方法。

对这种观念,我感到难过且可惜,因为我热爱语言、热爱文学,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去注意到中文的博大精深与多姿多彩,而不是戴着功利眼镜去审视它。

“花同样的时间去练习的话,语基和作文提高不了几分,但数学我可以多做出一道题”,这样功利的想法扼杀了多少发现语文之美的机会,也因而使世界失去了多少潜在的国学、语言、文学大师,我不愿、不敢去想。

当然,对于语文这个学科,分数与素养是有关系的,但是这种关系是一种单方向的关系。分数高的人,他的素养不一定好,他只是掌握了特定某种类型的试卷需要的东西,而那类试卷之外,或许他是空白的;而有着相当语文素养的学生,他的试卷分数一定不会差,因为他有着足够的积累,那些积累足够他挥洒任意一张试卷了。

也就是说,如果要选择一个作为教育目标的话,那么,我认为培养高素养的学生比培养高分数的学生更重要。无论是对于学生的未来还是学校的教学目标,素养永远比单纯的分数要可靠得多。

说了很多话,还没有说到我理解中的素养。在现在的教育模式下,其实一个学生有没有语文素养是很难看出来的。试卷有着固定的标准答案,一个凭死记硬背做出题的学生和凭自己发挥做出题的学生,在答案中是看不出来的,结果只是大家都拿了满分而已。那么,什么样的学生我会觉得他是有语文素养呢?

这就要回到开篇的两个问题:读书和写作。我认为一个有素养的学生,应该是会读书、会写作的学生。

关于读书

阅读,应当是人最早的本能动作之一。阅读始于识字之初,甚至是识字之前,每个人在孩提时期都有指着街上的广告、商铺招牌一字字认读的经历,这就是阅读的雏形。而随着人渐渐长大,他认字的水平越来越高,已经开始不满足于正确地读出一个字时的成就感,而开始对阅读的内容产生好奇时,他就要开始读书。

所有学生都是读书的,而语文素养的区分,在于读什么、怎么读、能不能坚持。

一个有素养的学生能够区分出一本书的时效。一本言情小说、一本参考书、一本名著,都是人类智力与体力的凝结,去读他们也都可以称为读书。

一个有素养的学生应该能够区分出三者的区别:言情小说或许能够给人一时的愉悦,看过以后却什么都不会留在记忆里;参考书对升学固然有用,然而高考后也会迅速地被忘诸脑后;经典名著给人的教育则是永恒的、无法磨灭的,通过阅读名著得来的思考与精神洗礼,很可能将会伴随人的一生。如果能够清楚地分辨这些书籍的时效,那么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做出选择。

在选择了正确的书后,阅读方法就成为了素养的又一标志。再好的书如果只是利用挤公交的时间哗啦啦翻过去,那么从这本书中汲取的养分必然将会微少得近乎无。

至少就我的阅读体验来看,一本好书至少值得阅读两到三遍:第一遍略读以满足自己的阅读兴趣并了解书的内容与结构,第二遍精读以摘抄、把握整本书的布局以及其中一些巧妙的铺垫与伏笔,如果还能再读一遍,我就会抽时间写一些类似专题研究的心得,比如对整本书思想的一个探讨,或者对书中某种表达的质疑。我认为,只有当你抱着学习的心态去品味、去研究、去思考甚至去质疑书本时,它于你才算得上有意义。

除了阅读方法外,读书应当是一件精细而持续的事情。与填鸭般在假日里一天读十本书相比,培养细水长流的读书习惯无疑更为重要。读书的目的不在快、不在多,而在于从书中汲取营养,在于通过整个阅读过程修养一颗宁静而富有感知力的心灵。我从在小学学会选择正确的书开始,阅读的动作在十年里从来没有一天间断过,我读名著、读国学经典、读诗歌、读历史、读哲学文学的理论、读时事。

如果没有纸质书就用电脑、手机,每天短则二十分钟,长则十余个小时。在高考前的那个学期,为了保持语文学科的感觉,每天我至少要抽出一个小时来读书,教室后面的窗台堆满了我带到学校的各类书籍,有时候抽出一本会造成大规模的坍塌,尼采压在泉镜花上,紫式部淹没在赫胥黎、刘勰和纪伯伦里。

阅读实在是一个太有益的习惯,即使是抱着功利的目的,如果能因此潜下心去读书,也是大大的好事情。读书多了,就会培养出语感。语感一种玄之又玄的东西,你叫一个有语感的人去做卷子,他或许并不能清楚地告诉你那些字词的正确读音与写法,也没法给你讲出来阅读题的答案为什么该是这个,因为他做题目凭借的不是系统的训练与大量题目的积累,他没有那种足以归纳成经验的东西。但是,他一定能做出最正确的答案。

这就是语感。

为什么说读书能够培养语感呢?这是因为世界上的任何一本经典都是时间沉淀下来的精华,它之中的字词语句都是最为准确、最为质量上乘的。当一个人见多了经典、熟悉了经典中语言的运用方式,他再回过头去做题时,很容易便可在密密麻麻的试卷上找到正确的东西,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在阅读着那种语言的“正确”。学英文我们讲究读原著,是同样的道理。没有什么比读书更能培养语感,没有什么比语感更能保证分数,这就是阅读最为显性的益处。

关于写作

说完阅读,接下来必然是写作。阅读与写作简直是玻璃的两面,无论你看着哪一面,都意味着你也正在凝视另一面。我喜欢写作也擅长写作,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这个版块我都很有得写。

对于高中写作,也就是以应试为目的的作文,我的建议只有六个字:多读、多仿、多写。

从阅读与写作的关系上来看,读书多的人绝大部分是会写作的人,而一个能写出很好的作品的人更不可能不爱读书。这只因在看了足够数量的文化精品后,哪怕只是东家模仿一点、西家拼凑一点、再加上一点点自己的领悟与润色,最后拿出来的成品,也足以令许多人拍案叫好。

我写作的一个特点是引用多。高三下学期语文老师的女儿为我们班的期中作文写点评,她数了我54分的作文里引例的数量,有接近二十个,有直接引用也有化用。这些引例都是平时我从阅读中积累下的东西,也就是说在一千一百字的篇幅中我每写五六十个字就会用到我的阅读成果。

这里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篇作文里同样是大量引用,有的人的作文会被评价为“丰富”,有的人则是“杂乱”、“堆砌”。为什么?我觉得这是对作文中所引用的内容理解程度的差异造成的。同样的东西,有的人是在阅读中看来、研究并思考过的,有的人是从类似《高中生议论文论点论据大全》中看来的;前者是深入理解,后者则只得了个皮毛。

比方说,同样引用尼采,有的人写“尼采,这个伟大的哲学家教会我一种高贵的精神”;而有的人直接引用他的作品《苏鲁支语录(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写道:“‘太阳!若无你所照耀之物,你的光辉为何?’,由是开始了苏鲁支的堕落,亦开始了尼采在这世间无止境的追求。他像苏鲁支一样为世界奉献着他的热爱与智慧,也像苏鲁支一样不断经受着世俗的冷笑与中伤。尼采,这个‘疯子’、这个智者,从来没有放弃,也没有停止过他的追寻。”

孰优孰劣,不言而喻。

阅读对于写作而言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提供模仿的条件。

我最早开始写东西,正是始于阅读中的模仿,不管是何种作家,只要我觉得好,我就会按他的风格仿写。小学时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在我的作文中学习一些冰心儿童文学奖获奖者的风格,后来读的书更多也更杂,我能记起来自己模仿过的作家有鲁迅、夏目漱石、郭敬明、村上春树、钱钟书、杜拉斯、三毛……还有一些恐怕是忘记了。我还自己写古典诗词,甚至模仿司马迁为自己写了一篇文言文小传,可惜没能保留下来。

在模仿这些个性鲜明的作家的过程中,我慢慢开始有了自己的风格。我是怎么发现这一点的呢?这得归功于我的癖好,那就是写了点什么就想给人看。以前看过我写的东西,大家看完后会说“这次是模仿XX的吧”,后来,他们的评价逐渐转向了文字本身,直到某天我惊觉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对我说过我是在模仿某某作家。最后,一本文集里如果有我的作品,大家会说“一看就是孙婧妍写的”;我的作文混在一堆作文中装订起来,老师会知道那是我;我在网上发些文章,评论里会有很多说我写的东西有风格。

到这时我就知道,这是我写作的第二个阶段了,我在从模仿走向创作。

写东西写得好,与其说是天赋,倒不如说是熟能生巧,就像做饭、洗衣服、开车一样。我现在写文章很少构思或查证,笔到文来,半小时之内在电脑上完成千来字的短文对今天的我来说根本不叫事。但这背后呢,是我从初中起每天不间断的练笔。初一是每天当作业似的逼出三五百字,到后来越来越喜欢,课间也写、午休也写、回宿舍也写、上课都趁老师不注意偷偷写,每天能写一两千字,假期还能翻好几倍。这些练笔大多没有特定内容,写完了我也不回看,大部分都直接进了垃圾桶,就是为了保持一个手感。越来越多的人找我写东西,给网站啊、给学生办的杂志啊、给校刊啊,我很少拒绝,因为反正写什么我都喜欢。

春蕾杯一等奖?高考满分作文?登报登刊?都是这么一点点练出来的。

最后要说的是,对于作文而言,要学会自我分析。我不会写那种标准的议论文,但高考作文写议论文会比较稳妥,怎么办?我分析自己写东西的习惯,我不擅长说理,结构不够简明,但我的文笔好,同时有着丰富的阅读积累。最后我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就是文言议论文或者议论性散文。文体里没有这两个分类,我是自己创造了这两个词。这两类文章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可以用我的语文功底去掩盖我理性思维的不足。

作文是很灵活的东西,当判卷人看到你能用文言文不出错地写一千多字、或者你的语言像诗歌和散文一样漂亮时,他对议论本身的标准就会有所放松。作文考的归根结底是文学水平而不是议论水平,换言之只要你能体现出你的水平高,实在不必太拘泥于文体与所谓的标准。高考前我拿着自己高三下学期的作文看,二十多篇教师打过分的作文中我拿到50分以上的至少有二十篇,其中有一篇满分,还有不少55分、58分。这就是我说的一切最好的证明。

结尾

写到最后,我忽然想起了我的童年,想起了我是如何懵懂地对中文之美有了最初的感受。必须感谢的是我的父母,我的明智的、感性的、性格中很有些浪漫主义因素的父母。他们对我在语文上的启蒙教育不是看我在几岁时能认得几个字、标出几个拼音、读出几个词语,他们从来没有要求过我这些,我因此感激他们。

我的父母,他们是最早让我明白中文的内核是什么的人。我的父母通过一个个童话、一篇篇传奇、一段段故事,通过他们戏剧性的朗读声和投入的富有张力的表情告诉我,在那些冷漠的方块字背后,在那些繁复的语法规则背后,在那些千变万化的读音背后,那些文字传达出的精神,那些讲述的声音蕴含的感情,才是中文真正的所在。正如《海的女儿》的内核是爱与牺牲,《夸父逐日》的内核是执着,《秘密花园》的内核是自然与成长,中文的内核,是它所包含的精神,是它所蕴藏的感动。

儿时的学习过程,对我来说已经太过模糊,在幼儿园和小学学习的拼音规则、笔画顺序等等等等,我几乎全都不记得了。然而,我仍然有着绝不会褪色的记忆——我永远会记得我和母亲一起为《卖火柴的小女孩》重新写了一个幸福的结局,永远会记得父亲为我完成了小学所有抄写词语的作业、让我在他抄写时去读我想读的书,永远会记得我第一次为书中的悲惨泪流满面、第一次为书中的欢乐欣喜若狂……我绝不会忘了这些。

语言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应该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我们学习语言是为了什么?为了在考试中拿好看的分数?为了考各种各样的语言能力认定证书?为了自豪地告诉别人这个字我认得?

如果对于上面的问题一个人的答案是“是”,那么,他已经忘记了语言这种东西产生的初衷。

语言,是为了表达,是为了表达精神,是为了为这个世界表达爱、表达美、表达动力、表达希望。读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无论国家、无论时代,那些作品所拥有的打动人的力量绝不是因为它的文字有多么华丽、布局有多么复杂、词语有多么精准,而是由于它其中蕴含着人类最为高贵的、永不过时的某种精神。

有很多成功的作家,他们出道时接受文化教育的水平绝不比现在的中学生要高,让他们去做我们的考卷,他们不会有比大部分普通高考生更能看的分数。但为什么他们可以成为语言大师、文学巨匠?是因为他们能够抓住语言的内核,他们知道该如何运用语言去表达,也知道应当用语言表达些什么。

只要能运用语言去传递你想要送给这个世界的东西,那么,你在这门语言上的学习就是成功的。

诚然,我有个很不错的语文分数,然而这确实是有很大运气成分在里面的。我的语基很薄弱,高中时我是班里有名的白字先生。如果换一套题,我可能会连着错前三道选择,就像我在之前的考试中有过的那样。

但是,我从未因为我在任何一次考试中的分数而怀疑自己在语文这门学科、在中文这门语言上的能力,我最自豪的绝不是我是2013年北京市的语文状元,而是我能够如我所愿地运用文字——这才是学习语文真正带给我的、令我感激的礼物。

这才是我为什么热爱语文。


资中筠:教育势利了 ,会让道德退化

教育势利了 ,会让道德退化

2015-10-17 





作者:资中筠


“我上学时教育界没那么势利”


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我最近碰到郑也夫先生,他写了很尖锐的一本书《吾国教育病理》,批评中国当前教育。


现在我孩子长大了,家里没有小孩在上学,因此我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是我所听到的,父母有小孩上学的,都是纠结得不得了。究竟问题在什么地方?我就回头想我们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


教育应该回归人性,应该引发孩子自然的创造力,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外国的教育机构就觉得我们特别奇怪,”三好学生”,哪有一个学生什么都比别人好?别的学生,这个学生有这个长处,那个学生有那个长处,怎么就有一个学生或者几个学生什么都比别人好?这是不符合人的发展规律的。


我们那时候当然也有考第一、考第二、总的平均分这样的统计,我们班也有学生特别棒,所有功课年年考第一,全面发展。大多数学生是这科好,或是那科好。经常考前三名的学生是全面发展的。但是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就那么了不起了,比别人高出很多。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学习方式是很自然的,当然碰见老师好的那堂课自然就特别喜欢。我当年碰到几个特别好的数学老师,讲的太好了,我们自然而然也被吸引进去,所以我中学六年最好的功课是数学。


这个学校还有一个特点(不仅仅是这一所学校的特点,我觉得过去的学校基本上都这样),没有现在这么势利眼,对谁谁的孩子在哪个学校那么关注,当时区别没有那么大。


我们学校有曹汝霖的孙女、袁世凯的孙女这一类的。徐世昌的侄女还有袁世凯的孙女都跟我同班,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大家只是知道,有人这么说,但也没有人注意,没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事。


还有很有钱的大资本家的孩子,也有很贫穷的孩子,衣服还有些补丁。都没有什么区别,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谁功课好就受到大家尊敬。那时候的社会至少在教育界没有那么势利。我特别不喜欢现在社会趋炎附势的态度。那时老师也很敬业,从来没有给老师送礼的,想都没想过这样的事情。


“幼儿园的费用比大学高很奇怪”


还有一个问题,一个小孩的教育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允许生两个孩子了,好多人都不敢生两个孩子,觉得一个孩子已经承受不了了。我的父母辈,,从前一家子生好多小孩是常事,一家有六七个小孩在我的亲戚朋友里是很平常的。一般的工薪阶层,所谓的公教人员,几个小孩也都能上学。


那时候大多数是私立学校要交学费。但公立学校真的不用交费,这个很清楚。比如一个县、一个市都有县立或市立中学、小学,都是完全不交学费的,而且它多半是教育质量最好的。因此贫寒子弟只要凭成绩考进去,就可以上学。


我就觉得纳闷,现在上学的费用怎么那么高?现在人的收入情况,从城市来讲,平均应该比以前高。四十年代,一般工薪阶层的收入相当低了,生活拮据。但小孩上学的问题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吃不消。


等到上大学之后,如燕京大学、沪江大学这种私立学校学费确实比较高。这种学校,一般中产以上的家庭才出得起学费。但是它们也有奖学金,成绩好自然就可以免学费,另外家庭贫寒也可以申请。但是国立大学是绝对不要钱的,比如清华,一个子儿也不交,只需交饭费。现在我确实觉得很纳闷,抚养一个孩子的费用怎么就那么高?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挑学校看升学率是本末倒置”


从前我们挑学校,说一个学校好,一般会说这个学校的师资力量好,教员很好,风气很好,学生在里面都好好学习、不瞎闹,管得比较严,是这样看的。很少听到“升学率”个说法,没有说挑学校是挑升学率的,因为好的学校出来的学生考大学自然好一些。而不是本末倒置,说先有升学率然后学校更好一些,而是先有好的教育质量,将来学生出来才容易考上好学校。这整个观念跟现在很不一样。


“学校培养趋炎附势的精神是最大失败”


我觉得也不用讳言,”聚天下之英才而摧毁之”,我说的就是清华。考清华确实非常难,考上清华的孩子大多数都是相当聪明的孩子。我说摧毁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弄的人非常势利眼,因为当下清华最以出大官自豪,一天到晚讲出了什么大官。


当然它出了一些最高的官。比如说朱镕基是我同年级的同学,跟我们一起毕业。那一年他是我们的学生会主席,我们当时也没觉得特别了不起。我记得几年前清华有一次开什么纪念会,有一个人上去说部长以上有多少是出自清华的。我相信除此之外高科技的企业家、富豪榜上的也一定有很多出自清华。如果一个学校,不管多高智商的学生,他的注意力和引导的方向都是往这个方向走,我觉得就属于精神上的摧毁。


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清华学生都出国了。所以,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变成国立大学,然后又变成留美预备学校。至于它的教育水平怎样,因为是工科大学,我没有资格评价,我相信它有很多高科技可以跟国际接轨,我相信一定有的。但在精神上(从小学到大学,也不光是清华,好多学校都这样),培养的是一种趋炎附势、嫌贫爱富的精神,这是我们教育最大的失败。


四十年代末,老师确实非常艰苦,也有老师在课堂上发牢骚,说肚子里面空空如也,连窝头都填不满了。不是单身的话,家里还有妻儿老小要抚养,确实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觉得老师懈怠,不好好教书,或者有钱人家的家长给老师送钱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风气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我感觉孩子从小应该得到关怀和爱。我经常从报纸上看到,那些非法虐待孩子的事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有的老师经常对孩子加以讽刺,完全没有感情。因为老师自己的业绩跟学生的成绩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个孩子扯了班级成绩后腿,老师就会把成绩不好的孩子看做仇人。这样对孩子影响就太大了,将来长大以后要么也变成这样的人,要么变得非常自卑。


据说现在教师也是很难考的,但他们对学生的态度怎样、有没有善良的本质,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从前上学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些成绩不好的学生,老师也会批评,但他是很负责任、很诚恳的,没有与学生为敌的态度。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制度,将升学率和老师的升职以及所有经济利益相联系是绝对错误的,这种制度本身制造了这些扭曲。


至于说赞助费动辄几十万,这些绝对是教育腐败,根本就不应该被允许。可是现在一切都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掌控之内,这一类的事情为什么就不管。如果这样的话,根本没有教育公平可言了。


“文章被拿来分析‘作者意图’很滑稽”


前几天我在南京“亲近母语”教育座谈会上说,我们那时候上国文课,没有一天到晚总分析作者意图这些内容。老师很欣赏这篇文章,就带着大家一起念,跟我们说这点怎么好怎么好,我们就跟着老师一起欣赏,也就对这篇文章或者这首诗有了印象,主要是一种熏陶和感染。


现在一篇文章要分段落大意、归纳中心思想,又分这个是记叙文,那个是抒情文,这样好像就很科学。古文向来不这样分,而且文史哲是相通的,念完以后觉得文气特好,然后就记住了,经过融化和熏陶,最后变成一种文化底蕴,而不是实用工具。这是我自己学习中文的过程。


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篇文章,大概前几年,上海有一个教辅机构把我的文章收入教辅教材,然后给我寄过来一份。上面就写“作者意图”是什么等等,我一想我哪有这意图呀。里面还有问答,这一段说明什么、第二段说明什么。我就觉得特别滑稽,我还活着呢,他也不来问问我。过去古人写的文章,就死无对证了,凭后人去分析。


当然这作为某种学术研究可以,但不能作为整齐划一的理解,硬灌输给学生。我觉得特别是文学方面,没有必要非要那么清晰地讲清楚,还要给它做一个判断,这是进步的,那是有时代局限性的,等等。


“民族精神堕落与否教育最关键”


我有过一个说法,可能说出来很犯忌。我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垮台,一是因为腐败,二是因为腐败还不彻底,就是说官场是腐败,而整个社会没有腐败,教育、文化、新闻界没有腐败,知识分子没腐败。所以他们还追求正义,觉得受不了这个腐败的政府,所以要想办法反对它。还认为有另外一个希望,就都跑到解放区去了。


因为社会上正义感比较强,但如果这个社会所有人都腐败了,连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都腐败了,没有人受不了,那也就大家见怪不怪,也不会有人拍案而起,要改变这个社会。清华大学的孙立平老师有一个说法:现在的危险不在于揭竿而起的动乱,而在于全社会的溃烂。我很认同这个看法。全民族精神的堕落是很可悲,很可怕。而教育是最关键的方面。


现在知识爆炸,小孩聪明得不得了,知道很多事,玩iPad、玩电脑,我玩不过十岁以下的小孩。他们知道的事情也不少,但是整个精神,特别是教育精神,我们教给他们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现在的孩子在学校比家庭的富有、父母的地位。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可怕的不是知识学多少,而在于现在的嫌贫爱富、非常势利的风气,这是很糟糕的。


“教育不应该有让人种退化的危险”




还有一个感觉,小孩是需要管的,不能完全放任不管,但管孩子什么方面非常重要。我觉得很多家长管的不是地方,孩子在外面做了很多不道德的事情他不管,就是分数管的很厉害。所以,我觉得基本的教养和基本的文明是最重要的。


杜威的教育思想认为,小孩天生都是好的,只要让他发展他自己的兴趣,他就一定能成才。比如这小孩爱画画,但特别讨厌数学,你就别逼他学数学了,让他好好画画。杜威主张完全让孩子发挥他自己的特长。对于他的观点,后来美国也有人批评,认为这太放任了,小孩自己管不住自己,还是需要管的。有些内容他暂时没兴趣,以后有可能会有兴趣的。


但总的原则是,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才的,不要像盆景一样按照大人的口味加以扭曲,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看,就一定要把它弯过来。要让孩子自然地茁壮成长,前提是老师和家长都要有正确的态度,适当地浇水、护理。


但现在麻烦就在这儿,我还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现在这种教育会有使人种退化的危险。学生如果这样教出来,其中一部分会变成老师,更大一部分会变成家长。按照这个路子,就越来越下滑了。


为什么在文革这么乱的时候,有些学校还是相当不错的。像北大附中,我女儿就是文革后期在北大附中上的。那个时候,他们的老师还是原来培养出来的老师,还有一些是北大教授后来反右把他们刷下来贬到中学去,我觉得那些老师好得不得了,非常敬业,还是原来的教育思想。


可是这一代人早就过去了。现在好像经济好了,老师的待遇也提高了,整个硬件也好了,但是一代一代这样培养下去的话,那就在精神上一代一代退化下去,我的担心就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