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定中国知识分子的成色

          辛可:如何鉴定中国知识分子的成色
                                   ——
在北师大的演讲
    辛可,1973年生,原名辛梦尧,祖籍宁夏,现居北京,所习专业为历史学。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嬉笑怒骂,自成一格,描述了现实社会中最真实、最阴暗的一面。出版有《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逼下梁山》、《斯文扫地》等著作。
                     
中国知识界的官僚化、剽客化、货币化、帮派化
   
以我的观察,现在的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的知识精英、文化精英,尽管个个装的很斯文,都是正人君子,其实很多都是口是心非,是标准的假货和水货,我把这种现象称为伪知识界与伪知识精英。我写《斯文扫地》,就是要撕下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的遮羞布,扒光了给大家看,到底是什么德行。为什么我可以写这本书呢,因为我就是这伪知识界中的一员,精英算不上,我也是个伪知识分子啊。我今天到北师大,跟同学们交流,就是代表中国的伪知识分子来向各位报告,让大家看看,我们都是些什么东西。
那么什么是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呢?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把它归结为四化,就是官僚化、帮派化、货币化、剽客化。我们小时候一直被灌输一种东西,就是要好好学习,为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几十年了,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不敢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最发言权的是贵校的董藩教授。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中国的知识界和知识精英,是货真价实的实现四化了,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的官僚化。在《斯文扫地》里我说过,中国的学界就是官场。如果大家稍微留意的话,发现中国现在的文化教育界特别好玩,绝对是中国特色。你会发现,在许多专家教授的名片上,写满密密麻麻的各种头衔,实在写不下,就写在反面,最让人惊艳的是,教授、研究员后还来个括弧,写着XX级或相当于XX级,如此等等。虽然学成文武艺,贷于帝王家是中国的传统,可毕竟那时候社会分工不充分,读书人除了走仕途,实在也没有别的体面的饭碗。现在社会分工如此明显,社会为知识分子创造了很多体面的饭碗,还要括弧后来个相当于XX级。但凡有点成就的学者,很快就把学问丢在一边,先弄一个帽子戴上,从此每天琢磨如何让帽子更大、更威风。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在中国的各种象牙塔里,最威风的莫过于各种老爷,学究们只能靠边站,他们真正掌握着大量的公共权利和学术资源。只有头上有个乌纱帽,才能弄到大把的资源,把自己打造成各个学科的泰斗和掌门人。在这种气氛下,谁还愿意老老实实坐冷板凳呢?
   
与之相反,官场上又是另一番景象,官员们喜欢在XX级后边加括弧相当于教授,中国的知识界是教授后边加括弧相当于XX级。余秋雨先生都名满天下了,我看见他在电视上还动不动自称是正局级干部,原来盛名天下尚不及正局级的大帽子唬人。这似乎很符合中国人所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难怪蒲松龄先生都71岁了,还要为小科长的位置奋斗不息;国家级风流才子唐伯虎为了名片上能加个括弧,甚至铤而走险玩高考作弊的把戏(有人说他是被冤枉了)。风流夫子孟浩然也要跑到长安城钻营,好不容易见到皇上,吓得爬在床下不敢出来,弄得非但不风流,简直是斯文扫地。在所谓的象牙塔里,装满了各种型号的老爷,他们掌握着资源分配权力,呼风唤雨、风流潇洒,似乎在为年轻一代的读书人昭示着奋斗的方向,坐冷板凳过时了,搞个乌纱帽才是人间正道。弄成这样,学术的自由与价值也就不用再提了。据说曹禺先生晚年追悔不已,跟他的老同学钱钟书等相比,自己碌碌无为混了几十年,荒废了老本行。可如果曹禺先生再生一次,故事会有第二个版本吗,我看不会。
伪知识精英的剽客化。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此剽客非彼嫖客。嫖客是搞了人家要买单,也算是公平交易,剽客是偷了人家的,非但一毛不拔,还要贴上自己的标签。如果把剽客误读为嫖客,实在太影响古今中外嫖客们的声誉。眼下的伪知识界,真的有点像是剽客横行的时代。大家上网搜索一下,知识界剽客数量之巨、程度之高,足够让大家叹为观止。其中不乏文化名流、专家教授,甚至大学校长,至于那些小剽客,更是星罗棋布、不可胜数。中国如果指着这些大小剽客来创新技术、振兴文化,甚至获诺贝尔奖,真是千古笑谭。剽客们的作案手段很多,不妨在此列举一二:
   
一是肆无忌惮地抄袭别人的作品,或在原作基础上重新演绎一番,或直接抄来为我所用,把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发挥到了极致。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大家到网上搜一下就会了然,一定能大饱眼福。
   
二是雇人写作,然后署上自己的大名,俨然是某某行业的专家和权威。被雇佣的人良莠不齐,水平总是有限,其作品价值可知。很多人不学无术,却著述等身,都是得宜于剽客的作为。
   
三是找个题目,连哄带骗从国家弄到银子,指挥学生和门人干活,以第一作者自居。象牙塔里的学术带头人,不少就是这样的货色。其行状有点像电影里的黑社会老大。学生和门人不干也不行啊,除非他不想毕业了。
四是充分发挥新传播技术的功能,七拉八凑,动不动就搞出所谓煌煌巨著。文老师就是这样的模范。以前编一套辞书或大典,得集合成千上百顶级的知识分子干上好多年,现在洋洋千万字的作品,有几个高中生、几台电脑,几个月就搞定了。编辑《四库全书》差不多用了十年功夫,倘若国家级大才子纪晓岚先生地下有知,是不是羞愧地再死上一次。跟文大师比,纪晓岚先生也太没才、效率太低了吧。
   
苏轼说: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以剽窃别人为最大耻辱。可为什么当下的中国会突然涌现出如此多的剽客?原因无他,大家都不愿坐冷板凳,不学无术,不做剽客又能如何。再说大家都很忙,没时间料理学问,但为了升官发财、装点门面,又需要学术作品做装饰品、当台阶,剽客横行也就在所难免了。虽然做剽客多少要承担道德的压力,可跟名利地位相比,这点压力又算得了什么!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何况当剽客可以换来颜如玉和黄金屋,何乐而不为呢。
    
伪知识精英的帮派化。欧阳修是宋代的大学问家,个人以为,在所为的唐宋八大家里,他的文章当拜第一,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朋党论》,大意是君子结为朋党,是社稷之福。如果欧阳修活到今天,看着正人君子结帮拉派,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兴趣写一篇《帮派论》。现在的伪知识界,在很多方面,都借鉴了民间社会一些帮派的弄法,呈现出帮派化的倾向。大家发现没有,为什么现在的文化思想界这么热闹,就是出现了很多圈子,类似旧社会的帮派,党同伐异,斗得你死我活。凡事不论是非,只要是自己一伙的,就极尽吹捧之能事,各种肉麻的大帽子往上堆,能想到的形容词一个也不放过,丝毫不考虑别人屁股的承受能力。给大家举个例子,易中天先生出了个全集,把那些说书的东西编到一块,青年领袖韩寒说,易中天真能憋,以他的成就,到现在才出全集!其实韩老师忙着玩赛车,没有好好读书,比易中天还能憋的人多的是,比如钱钟书先生,到死都不愿出文集。既然韩寒先生拍得这么起劲,易教授自然也要拍回去。为何,大家都是一伙的嘛。对于不是自己一伙的,就另当别论了,不但口诛笔伐,而且动不动要操别人的妈,甚至动手打人。比如说xx之乡那伙人,只要提起所谓南方系,且不看人家到底说了什么,就把汉奸的帽子送过去,满嘴脏话,不共戴天。这种不论是非,党同伐异,斗得你死我活的玩法,不就是过去的黑帮吗?有人说现在中国的文化界严重分裂,根本原因就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不讲是非。
   
在学术教育界,更是这样,出现了各种小圈子,为首的说文明点就是学霸,头上顶个官帽子,门生故旧控制着各个关键岗位,各种公共资源和学术资源一把抓,俨然是某个专业某个行业的地头蛇,南霸天。你想在这个学术领域发展,对不起,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拜学霸的码头,加入我们的团伙,否则你别想拿到任何资源。就算你有点成就,我们也会群起而攻之,把你消灭掉。这些学霸和团伙控制着大量的经费和项目,号令天下,跟民间社会的帮派有什么两样。很多很优秀的学者,包括在国外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学者,为什么在国内就玩不转,没人待见呢,原因很简单,你没拜码头,你不是我们一伙的,想在我们的锅里分一杯羹,没门。
   
类似的例子太多了,特别是北大清华这些重点大学,这种现象有没有,我想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我怕说出来以后没法混,就只好到此为止了。如果不打破这种帮派化的学术圈子,合理的分配资源,我对中国学术发展没任何信心。
   
伪知识界与知识精英的货币化。在《斯文扫地》里,我写了这么一段话:当小人是生意,做君子也是生意;革命是生意,反革命也是生意;骂人是生意,被骂也是生意;标榜爱国是生意,做汉奸也是生意;衣冠楚楚是生意,袒胸露乳其实也是生意;做小鬼是生意,当钟馗也是生意。
   
总之,一切都是生意,说得文明点,就是一切都被货币化,包括文化、学术、我们的良心都变成了人民币或美元。文化也好,学术也罢,不管嘴上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其实都是为了钱。跟失足妇女一样,我们也是出来卖,只是卖的东西有所不同而已。儒家讲君子固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玩意都过时了。职业操守和知识分子的尊严在物质欲望前溃不成军,大家集体向孔方兄投降。当知识分子放弃精神追求,而选择以满足物质欲望为己任的时候,实际上真正的知识界也就轰然垮塌,只留下一个伪知识界来支撑门面。
   
有件事我觉着特别好玩,就是易中天先生在各种场合,动不动就讲自己站着把钱挣了。就算他确实站着把钱挣了,有必要反复向全国人民强调这个吗?如果我可以全国人民的话,我想劝易先生一句,我们都知道你站着挣了,以后别再叨叨这件事行吗?只有曾经穷疯了的人,才整天显摆这种东西。话说回来,跟很多伪知识精英相比,易中天这样做,起码还比较真实。很多人明明站着、跪着、躺着把钱挣了,还标榜自己视金钱如粪土,装得挺像正人君子。我并不反对知识分子发财致富,知识分子就应该过得体面些,但我觉着衡量一个知识分子价值的标准,不应该是站着或躺着挣了多少钱。为什么现在连煤老板都看不起我们,原因无他,跟人家拼谁站着或跪着挣的钱多,人家能看得起我们吗?如果把文化、学术、良心、尊严都货币化了,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谁还愿意在象牙塔里,坐在冷板凳上做学问呢。
最为可悲的是,就连宗教信仰也呈现出货币化的倾向。在《斯文扫地》里,我把它总结为主持老板化、和尚白领化、寺庙企业化、神仙货币化。其实就是一个字,钱。也许只有在中国,寺庙可以出租、搞各种公司、甚至搞连锁,完全变成经营机构。各位如果想创业的话,搞个寺庙经营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这也不影响大家的生活,照样可以喝酒吃肉、当官发财、交女朋友,甚至娶妻生子、养小三。你看那些主持的派头、说话的口气,不就是一个个大老板吗?最逗的是,在中国各种神仙都被货币化了,神仙变成了产品,成为某些人赚钱的机器。如果释迦牟尼自己要被上市,变成股票,会不会后悔千辛万苦搞这么个东西出来。有件事我一直想不通,既然一脑门子发财的思想,你还出家干什么?看着那些顶着各种官帽子、一门心思升官发财的东西,你不觉着很好玩吗?我实在想不明白,对着那些被他们货币化、用来买钱的神仙,他们心里没有丝毫的畏惧之心吗?当神仙都变成人民币、美元的时候,你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还能有什么指望吗?而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知识精英,事实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种种绝不是中国知识界的全部,我已说过,除了这些活宝伪精英,知识界也有很多踏踏实实干活的人,他们是中国的希望。等中国的老百姓厌倦了活宝们的表演,他们的道德才华终将绽放出来,那将是中国知识界另一个光辉的时代。萧伯纳说: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更美好。对于中国的知识界,我也抱着与萧伯纳先生类似的期待,也充满信心,毕竟我还年轻,有的是时间。
如何鉴定中国知识分子的成色
   
刚才我骂了北大、清华、人大,我看见很多同学和老师在笑。你们心里很爽,是不是?你们不要笑得太早,既然到了北师大,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不过我再次声明,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只许文斗,不许武斗。如果我得罪了大家,大家可以批我,但不许动手,好不好?
   
下面我讲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鉴定知识分子的成色。也就是说什么是真货、行货,什么是假货、水货。什么是合格的知识分子,什么是不入流的知识分子。我相信从来没有人教给你这些方法,因为你们的老师很多人本来就是假货和水货,他们要是把鉴定方法教给你们,以后还怎么混,哈哈。
   
鉴定一个知识分子,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为学;一是做人。
就为学而言,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要有学识。所谓学识就是具备扎实的知识基础,至少应该知识正确,要做到这一点,不坐坐冷板凳肯定是不行的,坐在冷板凳上也不能只是仰望星空,而要踏踏实实下点功夫,把相关的知识搞清楚。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孔子,一男一女,男的是孔庆东的祖宗,女的就在北师大(于丹教授),这顶高帽子绝不是我送给她的,而是孔子的后代孔庆东捐献的,也只有他才有资格这么做。作为女孔子,连基本的东西都搞不清楚,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对不对,所以知识正确对知识分子是很基本的东西。
    
当然了,人非圣贤孰能不过,但搞错了就应该谦虚的接受,改过来。像余秋雨先生那样,人家指出了他文章的错误,他非但不认错,还说人家想骂名人出名。就算人家想出名想疯了,但错误在你,你这样做就有点牛二了,不是对待知识的正确态度。孔夫子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如果不知装知之,这算什么东西呢。
不好好读书、做学问,就只能不学无术,但中国一直有一种读书无用论的思潮,所谓不学有术,以前的比如张铁生,现在如韩寒、郭敬明等等。我觉着关于术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如果你是去做煤老板、玩赛车,大概读书的作用不大,如果你要做个有水平、有见识、要脸的知识分子,不读书只能无术,最终只能把自己搞得跟小丑一样。
    
第二个层次是明辨是非。欧阳修在《与宋司谏书》中说: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这是一篇好文章,推荐大家也好好读读。王小波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讲到萧伯纳的《芭芭拉上校》,说明辨是非是一件很难的事。王小波的文章我基本上都读过,核心思想就是讲人要明辨是非,否则人或者社会将多么可笑。
   
表面上看,明辨是非很简单,其实很难。很多人学富五车,但始终不明辨是非,或者故意颠倒是非黑白。明辨是非就是利用我们掌握的正确的知识,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对事对人做出合乎理性的判断。如果不能明辨是非,掌握多少知识也是没用的,倒不如一张白纸的好。宋司谏是进士,学问不可谓不好,但在欧阳修看来,就是个不辨是非的小人。所以说,如果不能明辨是非,未必就是真有学问,或者说有学问也是扯淡。
   
比如前面讲过的易延友教授,他可能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可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念,结果只能落得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为天下笑。郭沫若先生是大学问家,却写了一大推肉麻的文章,今天拍这个明天批这个,根本就是个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1927年,他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把蒋介石骂的猪狗不如,反革命头子,国贼,可到了1937年,蒋介石给他发了乌纱帽,就开始蒋委员长万岁了,并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把拍马屁的功夫用到了极致;江青当红的时候,他写《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大拍旗手马屁: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江青他们倒霉了,他马上写文章大骂人家是白骨精。鲁迅活着的时候,郭沫若骂人家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鲁迅死了,他又肉麻地吹捧人家中国之伟大人物,过去人都说孔子,但孔子不及鲁迅。,郭沫若的学问不可谓不好,但只知道投机,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念,所以也是个水货,不入流的伪知识精英。
   
现在很多伪知识精英,之所以斯文扫地,不是学问太差,而是根本没有是非观念,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我再讲个例子。现在有些人扬言要恢复繁体字,认为这才是中国文化的正统。说这种话的人,要么是脑袋被驴踢了,要么就是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念。中国自近代以来,在文化建设领域,最伟大的贡献是什么?两件事,一是胡适、陈独秀他们搞的白话文运动;二是汉字的简化,这是共产党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为何,因为语言文字不过是交流的工具,当然越简单越好。在白话文普及以前,知识总是被一小撮人垄断,这不但无助于知识的传播与发展,也造成了社会的不公。白话文运动有力地改变了这一局面。汉字的简化更是如此,繁体字对普通大众来说实在太难了。新中国刚建立的时候,中国人口文盲率超过80%,到70年代末,文盲率在城市下降到16.4%,在农村下降到34.7%。这难道不是汉字简化的功劳。
   
既然要明辨是非,那标准是什么,我以为最为关键的有两条,
   
一是法律法规,这是道德的底线,也是是非的底线,如果你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连基本的法律规范都不遵守,所谓是非就不用讲了。
   
二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标准,也可以说是普世价值。现在中国有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很多人大张旗鼓地反对普世价值。我觉着这事干的特别不明智。反对普世价值的人,其实就是反对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怕这个玩意冲击他们的执政地位。既然你心眼如此,就说出来,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可以昭告天下,我根本就不要所谓西方的民主政治。可普世价值的内容不只是这玩意,你不能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啊。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普世价值包括人的各种基本权利,难道这些你也要反吗?如果真的都不要了,我们这个国家将是个什么玩意,根本就没法玩嘛。老实说,现在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挑战,在政治伦理方面处处被动,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应该负很大的责任。我不反对政府为自己的政策辩护,这很正常,但你能不能找点脑袋没被驴踢过的家伙,现在搞的这些玩意太搞笑了嘛,对不对?!
   
第三个层次是智慧和创新。中国要从一个跟在别人屁股后边模仿、搞山寨货的国家,变成一个创新性国家,靠谁呢,关键就是要靠知识分子,在座的各位。我们最终要把自己掌握的知识转化为智慧,提出创造性的思想方法,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佛家讲戒、定、慧,所谓的慧,就是实践的意思,要把学习、修行的结果转化为内在和外在的动力,并付诸于人生与社会的实践。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建立在正确的知识与方法论的基础上,否则就是胡来,比如上世纪中叶,中国搞除四害运动,全国人民热火朝天扬言要消灭麻雀,结果麻雀还没消灭干净(也消灭不干净),蝗虫来了,害得大家饿肚子,大跃进的时候,搞什么大炼钢铁,搞得乌烟瘴气,这根本不是创新,而是胡来。
   
二是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我始终认为,人类的很多基本价值和社会发展的潮流,对中国是适用的。可有些人偏要弄出来个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所谓中国特色,结果只能弄成四不像。有些人动不动抬出中国的传统文化说事,希望在《黄帝内经》或《四书五经》里寻找创新的密码,结果闹出一堆笑话,比如绿豆茄子包治百病等等。
   
我始终认为,在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传统是个巨大的负担,如果不把这玩意扔掉,我们没法真正建立一个健康的国家。中国的传统政治伦理的主流有两个,儒家和道家,儒家是专制主义、道家是无政府主义,这都是反潮流,反现代化的,必须扔掉。孔子、老子、黄帝内经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我们必须按照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创新我们的制度、文化和科学。
   
周有光讲过一番很有见地的话,他说世上只有一条路,不管你愿不愿意,迟早也要上那条道。这是活了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的忠告,他这100年真没白活。可有些人就是听不进去,或者听进去了装作没听见。其实这并不重要,不管你走还是不走,路就在那里,只有一条;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结局就在那里,你别无选择。有种你就试试看!
至于做人,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必须遵守法律等基本的社会规范。
   
中国的知识分子喜欢讲道德,动不动要以德治国。其实道德的底线是法治,没有这个玩意,所谓的道德根本就不存在。很多人说现在是礼崩乐坏、人心不古,总之,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很糟糕。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不是中国人的思想品德比其他国家的人如何低劣,而    是中国的法治出了问题,有法不依、违法不究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善的法治国家。
    
我经常说,外国人品德如何高,不随地扔垃圾、吐痰、不闯红灯等等,都是品德的问题。可事实是,如果外国跟中国一样,扔垃圾、吐痰、闯红灯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估计比中国人好不了多少吧。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不敢,时间长了,就成了生活习惯。中国人之所以这么干,简而言之,就是没人管嘛!
   
中国人为什么法治观念淡薄,不讲规矩,有三个原因:
   
一是重道德轻法治,本末倒置。在这方面,儒家要负很大的历史责任。靠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只能弄得满大街两种人横行,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和无法无天的流氓。
二是社会精英起了很坏的示范作用,所谓刑不上大夫。孔夫子的设想是用礼、道德来约束所谓君子,可结果呢,表面上道貌岸然,实质上胡作非为。既然社会精英是这副德行,老百姓也就跟着模仿,无法无天了。
   
我们总是想用一些模范人物来教育官员和知识精英,可有用吗?根本没用,多少个雷锋、孔繁森、焦裕禄都是没用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严刑峻法。如果真要教育,我建议别用那些先进人物和事迹了,而是让他们好好学习一下相关的法律,明确告诉他们,有些事你不能干,干了要付出代价,至于高尚不高尚,那是你个人的事,我管不着,也不用操哪个心。
三是中国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中国千百年来就是个小农社会,社会的基本单元就是五口之家,自给自足。因为社会化的程度很低,所以大家缺乏公共意识。在家里长幼有序,出了门就无法无天,缺乏基本的社会责任。
   
所以,作为知识分子,或国民,首先必须遵纪守法。要国泰民安,根本点也是法治。如果没有这一点,其他的都是扯淡。李某某强奸妇女,他妈妈出来说,虽然自己的儿子犯了法,但还是个好孩子。作为母亲,我很同情她,但她的逻辑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连基本的法律都不遵守,根本就不用谈道德了。如果梦鸽的逻辑成立,我们基本上已经到了世界末日。
第二个层次是职业操守。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职业特点,对从业者有具体的要求。从事一个行业,你就必须遵守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需要强调的是,所谓职业操守不是一个道德的概念,是必须达到的标准。作为执政者,你为老百姓服务,这是你的工作,跟高尚、光荣、伟大没有关系,哪怕是包公、焦裕禄、孔繁森这样的人,你做的都是应该的。没必要上纲上线戴上各种大帽子。
作为知识分子,你钻研学问,传播知识,为社会正义呼吁,这都是你分内的事,不要觉着有什么了不起。老百姓用血汗钱给你盖象牙塔,养着你,就是让你干这些的,干好了是应该的,干不好你很无耻。即便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也没必要堆上一堆高帽子,难道搞导弹、核武器,不是他的责任,他只是干了自己分内的事,这跟伟大、高尚有什么关系。再比如说教书,把学生教好是应该的,没必要学生或学生家长感恩戴德。作为医生,救死扶伤是你的职责,跟是不是天使没关系。如果你愿意像雷锋叔叔一样,把自己干的所谓好事都记在日记里,那完全是你个人的爱好,他并不能证明什么。
   
在当下的知识界,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精英,根本就没有职业操守。比如说专家、教授,你的职业操守就是把学问做好,把书教好,而不是整天跟网民们起哄,或者在电视上挤眉弄眼,胡说八道。每次看见余秋雨先生在青歌赛上的表演,我都有点吃苍蝇的感觉。对着一帮文盲卖弄学问,都一大把年龄了,不嫌寒碜吗?专家、教授们热衷于办各种培训班,到处走穴,你对得起学生交的那些学费吗?还有那些所谓的出家人,你不好好念经,整天为票子和帽子奔走,当什么代表、委员,你就不怕释迦牟尼他老人家收拾你吗?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责任,中国总不至于等着和尚来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吧。
   
一言以蔽之,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各行各业都缺乏职业操守,农民不好好种地、和尚不好好念经、知识分子不好好读书、工人不好好做工、当官的不好好从政,大家都在混日子,就像一个个维持会。靠着一个个维持会,中华民族能实现伟大的复兴吗?怎么才有职业操守,这还用我教吗,不都写在办公室的墙上,照着做不就行了吗?大家如果多看点历史书,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在一个王朝要崩溃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皇帝不像皇帝、大臣不像大臣、书生不像书生、商人不像商人、坐台小姐不像坐台小姐,难道不是吗?比如说晚晴、晚明、唐、宋王朝的末年,不就是这副德行?大家都没有职业操守,不灭亡可能吗?
   
第三个层次造福社会。
   
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张载为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立身处世的标准。我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标准。尽管没几个人能完全达到这样的高标准,但在过往的历史上,总有很多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履行着自己的历史责任。如范仲淹、王安石、胡适、鲁迅等等。这些人当然是中国真正的脊梁,不是现在花钱弄出来的所谓脊梁,那都是中国的羊蝎子。
   
也就是说,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如果你想活得更有价值,就不能做自了汉,独善其身,而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跟工人农民暴发户还是有区别的。孟子讲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大概也是这个意思。这样做也是你的本分,老百姓给你修象牙塔,你躲在里边修炼,过上好日子,难道不应该帮助他们,造福社会吗?如果不,你的良心是不是让狗吃了。可现在的伪知识精英,即便已经达到肥头大耳的地步,不但不想着兼济天下,还变着法子掏老百姓的腰包,一点廉耻心都没有。有一次我在网上看见易中天先生说天下事关我屁事,说实话,我抽死他的心都有。咱别把不要脸当个性,好不好?没人指着你成为范仲淹、谭嗣同,但基本的廉耻总应该有吧。
   
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知识分子,大概都不是靠独善其身混出来的。而是为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人民才心甘情愿记住他,称颂他,不是吗?所以,张载讲的这几条并不过时,中国要振兴,我们还是希望中国的知识界能承担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
   
把以上两大方面综合起来,我们就很容易得来判断知识分子的成色,看出哪些是真货、行货,哪些是假货、水货。
   
如果是真的知识分子,从为学的角度,我们要有学识、要明辨是非、要有智慧和创新;从处世的角度讲,我们要遵纪守法、要有职业操守、要造福社会。我们把其中的六个元素进一步梳理,就可以按照不同的成色鉴别出知识分子的三流九等:
   
如果有学识并遵纪守法,可谓三流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基本达标
   
如果在此基础上,能明辨是非、有职业操守,是二流的知识分子;
   
如果再能有所创造,并兼济天下造福社会,就是一流的知识分子。
   
如果连三流的条件都不具备,那你根本就不入流,是个水货假货。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一流的知识分子,但至少你可以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水货、假货,对不对?伪知识分子和伪知识界就是一帮假货和水货。我们需要的知识界,就是能够培养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为他们创造机会,供他们表演的舞台。


 

《如何鉴定中国知识分子的成色》有1个想法

发表评论